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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概要

12月3日至4日,“佛教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玉佛禅寺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上海玉佛禅寺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邀请38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分析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联接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佛教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



12月3日会场专家发言概要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薛克翘

中印精神文化交流的主轴是佛教,佛教传播是一种动力,推进了中印文化的全面交流,对佛教、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交流都有促进作用。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在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


The “Great Circle” of Buddhism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Lewis Lancaster 

发表对“大佛教文化圈”研究的看法。他指出,一般对佛教的研究均关注于佛教文化内部的情况,但是佛教文化圈的“边界”研究同样重要。过去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受到技术等原因的限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现代遥感技术让我们可以发现过去难以发现的一些新材料。


中国古代海上丝路与金陵佛教|董群

金陵是佛教的历史和当代文化名城,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建康的佛教就已经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联系。董教授围绕一带一路的叙事主题,以法显、菩提达摩和真谛三位高僧为例,阐述了三位高僧与金陵佛教的关系,对历史上金陵佛教的一些状况进行了考证和梳理,突出了金陵佛教的重要地位。


中国佛教与兖州佛教的交流互鉴|净因法师

净因法师以安居为例,阐述了亚洲佛教与中国佛教交流互鉴的意义,以及中国佛教在安居方面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发扬和改造。他认为,安居在现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更应该大力提倡僧众一年必须有三个月的“充电期”;在现代,要不要安居不是主要问题,如何安居才是重点。如果我们把握安居的旨趣,就无须固守形式、时间,可以随时、随处、随人而作调整。


汉传佛教在东南亚的当代弘化|陈永革

陈教授考察了浙江僧人竺摩法师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弘法活动,指出这是一种具有“佛教学意识”的海外弘法模式,辨析了竺摩法师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式的种种因素。他认为,将地域场景移置东南亚的佛教弘法,因其族群文化的特殊关系,仍不出汉传佛教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文化圈,但在客观上对汉传佛教的海外弘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陆丝绸路上的佛教传播特性及其异同略析|唐忠毛

海陆丝路上的佛教传播,既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旅行手段密切相关,也与战争、经济中心的转移及政治局势的转换紧密相连。唐教授认为,自汉至三国,陆路的佛教传播规模与影响更大,而魏晋以降则海路来华僧人逐渐增多,影响也渐大,宋以后,佛教交流则主要以海路传播为甚;海上丝路的佛教传播呈现出单线连接、辐射区域广的特点,且忠实保持了佛教输出地的“本来面目”;海陆丝路对大小乘佛教、南北传的选择有所差异,且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佛教中国化的取向。


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刘元春

刘教授从中国佛教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角度,谈了目前中国佛教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国佛教要有世界的眼光,要志存高远,要有展望世界和未来的意识;佛教作为一种人生的信仰,要把信仰实践融入国家、民族等更大的群体;中国佛教目前存在妄自尊大和消极自卑两种倾向,我们现在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勇气;文化自信要有实际内容,中国佛教应该在自身建设方面多努力,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


海洋丝路上:闽台龙山寺与海洋闽南泉州商人群体|王荣国

台湾地方志、碑刻等资料以及对奉祀主尊“观音”像与配祀神像的研究表明,台岛清代五座龙山寺与泉州安海龙山寺有法源关系。闽南泉州族群特别是其在台海商群体是台岛龙山寺创建、修葺与信仰的主体。泉州海商龙山寺观音信仰传统承袭了明末泉州围头湾海商的“观音佛祖”信仰传统。“观音佛祖”信仰给搏击在海洋丝路上的郊商予安慰、信心和勇气。


《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中印佛教交流之价值刍议——兼论义净法师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开凿的杰出贡献|金易明

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了南洋及印度佛教僧团律仪和日常规范等,对中国佛教走向东南亚,了解南亚地区佛教徒、僧团的修学生活,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的参照性;其所翻译的诸多有关律典、仪轨方面的著作,对于中国佛教僧团如法如仪的建设,亦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无论是其西去求法的经历,还是其著作、译作,以及其所倡导的律仪,应该得到中国佛教界足够的重视和契机的弘传。


新罗来华僧人无相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李万进

无相禅师是早期禅宗净众保唐禅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为净众保唐禅派在巴蜀大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无相禅师创建了成都大慈寺这一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刹,如今佛日重辉,受到了中韩两国佛教界的重视,无相禅师也随着大慈寺的重新开放,被中韩两国佛教界共同追忆与缅怀,通过无相禅师这一个例,可以管窥到中韩佛教源远流长的友好交流历史。


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特质看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伍先林

《大乘起信论》以“众生心”作为宇宙人生的本源,并且从此“一心”开出二门——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修行实践其实就是真如本觉之心的返本还源,就是真如本觉之心的自我恢复和自我觉醒。


Ngo Thi Lan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11到15世纪具有佛教内涵的的主题符号,如:大雁、菩提树叶等等,在越南北部建筑的屋顶上的呈现,以及这种呈现背后所涉及的越南佛教信仰的背景信息。


Nguyen Ngoc Quynh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在越南Nguyen皇室时期,中国广东莫氏家族对越南河仙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了宗教信仰、文学创作和经济发展等等方面。




12月4日会场专家发言概要


从“丝绸之路”看佛教文明的现代意义|成建华

成教授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地区经济的、文化的纽带,也是宗教的特别是佛教的纽带,并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广泛考察了从原始佛教到汉传佛教时期的佛教概况和特点。他认为,原始佛教时期佛陀是应机说法、口口相传的,并没有文字书写,直到佛陀灭度几百年后,佛经才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在流传过程中,不同地区所使用的文字并不相同,大乘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汉译佛经与其它语言文字记载的佛经存在出入,以梵文作为衡量佛经来源真实与否的标准有失公允;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佛教交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西域地区起到了沟通中印的桥梁作用,地位非常重要。


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与印度的交流——以太虚、道阶和谭云山为中心|体恒

法师梳理了近代三位高僧大德太虚、道阶和谭云山关于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观点及其出访、弘法行迹,进一步总结了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与印度交流的概况与特点:清末、民国以来,汉传佛教与印度的交流再次活跃并密切起来;民国期间,汉传佛教既有到印度朝圣、交流的大德高僧,也有赴印度求法、留学的僧俗弟子;重启了两国佛教的交往历史,为两国的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度与汉传佛教比较研析|赵东明

赵东明博士梳理了历代高僧求法路线的四条丝路,比较了梁陈真谛传译的唯识古学和唐代玄奘传译的唯识新学的差异,得出结论认为,玄奘的唯识宗(唯识新学)对有漏与无漏、如与智、性与相,始终采取差别论的分别倾向说明,而真谛的摄论学派(唯识古学)则是采取如智无差别,泯相即性的合一倾向说明。这点可以说是玄奘与真谛在汉译上之差异的思想立足点,也可以说是印度与汉传佛学的一个差异点。


佛教影响下的茶文化交流——以日本荣西禅师的《吃茶养生记》为背景考察|王彬

王教授对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生平及其撰著《吃茶养生记》进行了梳理考证,阐释了《吃茶养生记》产生的影响,对《吃茶养生记》一书的性质进行了深入考证,认为该书从更深层意义上是一部叙述“禅病”的习禅辅助著作。


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与越南佛教|李贵民

李教授认为,越南后黎朝时期,一些岭南禅师来到越南北部,深受皇室重视,不仅将佛法带入,也引入中国佛教典籍,注入新的佛教元素。深受逃禅之风影响的鼎湖山成为越南佛教新养分的来源,促使越南建立戒律的修学,并始立具足三坛,当时所引入之传统中国佛教典籍也成为现在越南佛教典籍的重要宝库。故此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之风,不仅直接在越南当地对于其佛教信仰产生影响,而留在中国闽粤一带的逃禅遗民也对前来求法的越南禅师产生影响,并留下珍贵典籍。可见明末清初的遗民逃禅对中越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产生极大的贡献。   


留学日本的黄辉邦居士|欧阳镇

欧阳镇研究员详细梳理了黄辉邦居士一生行迹,他认为,黄辉邦居士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佛教,从其一生追求佛法和学佛的经历来看,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因黄辉邦居士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在其一生中就出现了艰难求法、刻苦学法、执著护法等事迹,由此造成他一生的行为发生极大变化,最后也导致他的人生轨迹的改变。


近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交流史|海慧

法师探讨了近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相互交流的情况,他认为,近代以来,中斯佛教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传统,主要表现在两国佛教领袖到彼此国家的访问、参与佛教活动与留学生的互派,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双方对对方佛教传统的认识。建国后,南传佛教经典的汉译工作进步很大,如《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等重要论著以及南传大藏经的翻译等,使国人得以全面认识上座部佛教。


浅析观音菩萨信仰在缅甸的传播与传承|杜温

杜温教授指出,在缅甸,观音菩萨被华族闽人称为佛祖,当地缅族人称其为“Guan Yin mae-daw”;不管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缅甸民间共享包容、和谐的佛教环境;以观音佛祖为主的观音庙是历史象征性的;缅甸的观音庙是缅甸华人陆路和海路移民路线的标志,显示了缅甸华人与中国、东南亚华人命运相连,根据不同时代的国家政策和环境的变化共同去开创生存的商贸机会。


Hla Myint

主要讨论了缅甸佛牙舍利崇拜的情况,以及佛牙舍利崇拜中缅关系的重要性。历史上中缅佛教曾经有四次与佛牙舍利相关的往来互访。所以可以说正式佛教信仰、佛牙舍利崇拜成功地促进了中缅关系。


K.T.S. Saorao

以留学僧玄奘法师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为依据,讨论了中印佛教的交流沟通。介绍了玄奘时代的印度佛教正在逐渐走向没落,体现出了明显的官僚化,同时也指出了此时的佛教逐渐融入印度教。


Deepmala Mishra

人们在研究中印佛教交流时,常常是只对留学僧玄奘法师做重点关注,但是,本篇论文的作者则是强调了在玄奘之前游学印度的法显法师,以法显所作《佛国记》为主要依据,重新追溯了当时的印度佛教的情况。


Lewis Lancaster

主要讨论了“佛教文化大圆”这样一个话题,将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沟通了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的一个大圆圈;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和展开与商人和当时贸易开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Dhirawit

主要讨论了泰国作为全球拥有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语言、饮食、宗教等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提到了泰国的王室也是拥有中国血统的,很多泰国商界、政界人士也都是华裔或者是拥有中国血统。


Medawachchiye

主要讨论了中国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也谈到了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渊源流畅的历史关系,比如中国比丘尼僧团就是从斯里兰卡引入比丘尼,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起具足戒律的比丘尼僧团。所以中国在21世纪也应该承担起佛教文化传播的重任。


Zaw Lynn Aung

其谈到了越南对佛牙舍利的崇拜,同时也具体的讲述了建国以来缅甸四次从中国请来佛牙舍利或其复制品进行全国展示,接受信众膜拜的情况。作者同样也认为佛教在中缅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最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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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概要
发布日期:2016-12-07 20:59:45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12月3日至4日,“佛教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玉佛禅寺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上海玉佛禅寺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邀请38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分析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联接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佛教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



12月3日会场专家发言概要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薛克翘

中印精神文化交流的主轴是佛教,佛教传播是一种动力,推进了中印文化的全面交流,对佛教、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交流都有促进作用。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在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


The “Great Circle” of Buddhism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Lewis Lancaster 

发表对“大佛教文化圈”研究的看法。他指出,一般对佛教的研究均关注于佛教文化内部的情况,但是佛教文化圈的“边界”研究同样重要。过去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受到技术等原因的限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现代遥感技术让我们可以发现过去难以发现的一些新材料。


中国古代海上丝路与金陵佛教|董群

金陵是佛教的历史和当代文化名城,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建康的佛教就已经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联系。董教授围绕一带一路的叙事主题,以法显、菩提达摩和真谛三位高僧为例,阐述了三位高僧与金陵佛教的关系,对历史上金陵佛教的一些状况进行了考证和梳理,突出了金陵佛教的重要地位。


中国佛教与兖州佛教的交流互鉴|净因法师

净因法师以安居为例,阐述了亚洲佛教与中国佛教交流互鉴的意义,以及中国佛教在安居方面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发扬和改造。他认为,安居在现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更应该大力提倡僧众一年必须有三个月的“充电期”;在现代,要不要安居不是主要问题,如何安居才是重点。如果我们把握安居的旨趣,就无须固守形式、时间,可以随时、随处、随人而作调整。


汉传佛教在东南亚的当代弘化|陈永革

陈教授考察了浙江僧人竺摩法师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弘法活动,指出这是一种具有“佛教学意识”的海外弘法模式,辨析了竺摩法师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式的种种因素。他认为,将地域场景移置东南亚的佛教弘法,因其族群文化的特殊关系,仍不出汉传佛教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文化圈,但在客观上对汉传佛教的海外弘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陆丝绸路上的佛教传播特性及其异同略析|唐忠毛

海陆丝路上的佛教传播,既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旅行手段密切相关,也与战争、经济中心的转移及政治局势的转换紧密相连。唐教授认为,自汉至三国,陆路的佛教传播规模与影响更大,而魏晋以降则海路来华僧人逐渐增多,影响也渐大,宋以后,佛教交流则主要以海路传播为甚;海上丝路的佛教传播呈现出单线连接、辐射区域广的特点,且忠实保持了佛教输出地的“本来面目”;海陆丝路对大小乘佛教、南北传的选择有所差异,且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佛教中国化的取向。


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刘元春

刘教授从中国佛教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角度,谈了目前中国佛教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国佛教要有世界的眼光,要志存高远,要有展望世界和未来的意识;佛教作为一种人生的信仰,要把信仰实践融入国家、民族等更大的群体;中国佛教目前存在妄自尊大和消极自卑两种倾向,我们现在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勇气;文化自信要有实际内容,中国佛教应该在自身建设方面多努力,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


海洋丝路上:闽台龙山寺与海洋闽南泉州商人群体|王荣国

台湾地方志、碑刻等资料以及对奉祀主尊“观音”像与配祀神像的研究表明,台岛清代五座龙山寺与泉州安海龙山寺有法源关系。闽南泉州族群特别是其在台海商群体是台岛龙山寺创建、修葺与信仰的主体。泉州海商龙山寺观音信仰传统承袭了明末泉州围头湾海商的“观音佛祖”信仰传统。“观音佛祖”信仰给搏击在海洋丝路上的郊商予安慰、信心和勇气。


《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中印佛教交流之价值刍议——兼论义净法师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开凿的杰出贡献|金易明

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了南洋及印度佛教僧团律仪和日常规范等,对中国佛教走向东南亚,了解南亚地区佛教徒、僧团的修学生活,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的参照性;其所翻译的诸多有关律典、仪轨方面的著作,对于中国佛教僧团如法如仪的建设,亦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无论是其西去求法的经历,还是其著作、译作,以及其所倡导的律仪,应该得到中国佛教界足够的重视和契机的弘传。


新罗来华僧人无相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李万进

无相禅师是早期禅宗净众保唐禅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为净众保唐禅派在巴蜀大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无相禅师创建了成都大慈寺这一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刹,如今佛日重辉,受到了中韩两国佛教界的重视,无相禅师也随着大慈寺的重新开放,被中韩两国佛教界共同追忆与缅怀,通过无相禅师这一个例,可以管窥到中韩佛教源远流长的友好交流历史。


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特质看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伍先林

《大乘起信论》以“众生心”作为宇宙人生的本源,并且从此“一心”开出二门——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修行实践其实就是真如本觉之心的返本还源,就是真如本觉之心的自我恢复和自我觉醒。


Ngo Thi Lan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11到15世纪具有佛教内涵的的主题符号,如:大雁、菩提树叶等等,在越南北部建筑的屋顶上的呈现,以及这种呈现背后所涉及的越南佛教信仰的背景信息。


Nguyen Ngoc Quynh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在越南Nguyen皇室时期,中国广东莫氏家族对越南河仙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了宗教信仰、文学创作和经济发展等等方面。




12月4日会场专家发言概要


从“丝绸之路”看佛教文明的现代意义|成建华

成教授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地区经济的、文化的纽带,也是宗教的特别是佛教的纽带,并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广泛考察了从原始佛教到汉传佛教时期的佛教概况和特点。他认为,原始佛教时期佛陀是应机说法、口口相传的,并没有文字书写,直到佛陀灭度几百年后,佛经才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在流传过程中,不同地区所使用的文字并不相同,大乘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汉译佛经与其它语言文字记载的佛经存在出入,以梵文作为衡量佛经来源真实与否的标准有失公允;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佛教交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西域地区起到了沟通中印的桥梁作用,地位非常重要。


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与印度的交流——以太虚、道阶和谭云山为中心|体恒

法师梳理了近代三位高僧大德太虚、道阶和谭云山关于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观点及其出访、弘法行迹,进一步总结了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与印度交流的概况与特点:清末、民国以来,汉传佛教与印度的交流再次活跃并密切起来;民国期间,汉传佛教既有到印度朝圣、交流的大德高僧,也有赴印度求法、留学的僧俗弟子;重启了两国佛教的交往历史,为两国的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度与汉传佛教比较研析|赵东明

赵东明博士梳理了历代高僧求法路线的四条丝路,比较了梁陈真谛传译的唯识古学和唐代玄奘传译的唯识新学的差异,得出结论认为,玄奘的唯识宗(唯识新学)对有漏与无漏、如与智、性与相,始终采取差别论的分别倾向说明,而真谛的摄论学派(唯识古学)则是采取如智无差别,泯相即性的合一倾向说明。这点可以说是玄奘与真谛在汉译上之差异的思想立足点,也可以说是印度与汉传佛学的一个差异点。


佛教影响下的茶文化交流——以日本荣西禅师的《吃茶养生记》为背景考察|王彬

王教授对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生平及其撰著《吃茶养生记》进行了梳理考证,阐释了《吃茶养生记》产生的影响,对《吃茶养生记》一书的性质进行了深入考证,认为该书从更深层意义上是一部叙述“禅病”的习禅辅助著作。


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与越南佛教|李贵民

李教授认为,越南后黎朝时期,一些岭南禅师来到越南北部,深受皇室重视,不仅将佛法带入,也引入中国佛教典籍,注入新的佛教元素。深受逃禅之风影响的鼎湖山成为越南佛教新养分的来源,促使越南建立戒律的修学,并始立具足三坛,当时所引入之传统中国佛教典籍也成为现在越南佛教典籍的重要宝库。故此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之风,不仅直接在越南当地对于其佛教信仰产生影响,而留在中国闽粤一带的逃禅遗民也对前来求法的越南禅师产生影响,并留下珍贵典籍。可见明末清初的遗民逃禅对中越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产生极大的贡献。   


留学日本的黄辉邦居士|欧阳镇

欧阳镇研究员详细梳理了黄辉邦居士一生行迹,他认为,黄辉邦居士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佛教,从其一生追求佛法和学佛的经历来看,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因黄辉邦居士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在其一生中就出现了艰难求法、刻苦学法、执著护法等事迹,由此造成他一生的行为发生极大变化,最后也导致他的人生轨迹的改变。


近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交流史|海慧

法师探讨了近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相互交流的情况,他认为,近代以来,中斯佛教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传统,主要表现在两国佛教领袖到彼此国家的访问、参与佛教活动与留学生的互派,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双方对对方佛教传统的认识。建国后,南传佛教经典的汉译工作进步很大,如《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等重要论著以及南传大藏经的翻译等,使国人得以全面认识上座部佛教。


浅析观音菩萨信仰在缅甸的传播与传承|杜温

杜温教授指出,在缅甸,观音菩萨被华族闽人称为佛祖,当地缅族人称其为“Guan Yin mae-daw”;不管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缅甸民间共享包容、和谐的佛教环境;以观音佛祖为主的观音庙是历史象征性的;缅甸的观音庙是缅甸华人陆路和海路移民路线的标志,显示了缅甸华人与中国、东南亚华人命运相连,根据不同时代的国家政策和环境的变化共同去开创生存的商贸机会。


Hla Myint

主要讨论了缅甸佛牙舍利崇拜的情况,以及佛牙舍利崇拜中缅关系的重要性。历史上中缅佛教曾经有四次与佛牙舍利相关的往来互访。所以可以说正式佛教信仰、佛牙舍利崇拜成功地促进了中缅关系。


K.T.S. Saorao

以留学僧玄奘法师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为依据,讨论了中印佛教的交流沟通。介绍了玄奘时代的印度佛教正在逐渐走向没落,体现出了明显的官僚化,同时也指出了此时的佛教逐渐融入印度教。


Deepmala Mishra

人们在研究中印佛教交流时,常常是只对留学僧玄奘法师做重点关注,但是,本篇论文的作者则是强调了在玄奘之前游学印度的法显法师,以法显所作《佛国记》为主要依据,重新追溯了当时的印度佛教的情况。


Lewis Lancaster

主要讨论了“佛教文化大圆”这样一个话题,将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沟通了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的一个大圆圈;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和展开与商人和当时贸易开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Dhirawit

主要讨论了泰国作为全球拥有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语言、饮食、宗教等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提到了泰国的王室也是拥有中国血统的,很多泰国商界、政界人士也都是华裔或者是拥有中国血统。


Medawachchiye

主要讨论了中国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也谈到了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渊源流畅的历史关系,比如中国比丘尼僧团就是从斯里兰卡引入比丘尼,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起具足戒律的比丘尼僧团。所以中国在21世纪也应该承担起佛教文化传播的重任。


Zaw Lynn Aung

其谈到了越南对佛牙舍利的崇拜,同时也具体的讲述了建国以来缅甸四次从中国请来佛牙舍利或其复制品进行全国展示,接受信众膜拜的情况。作者同样也认为佛教在中缅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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