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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
上海玉佛禅寺  觉 醒

赵朴初居士(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赵朴初居士在国内外佛教界、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与此同时,他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居士因病在北京逝世,生前立下遗嘱:“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赵朴初文集》:赵朴初同志生平,P6)表达了一位智者特有的生死观和超凡的禅学意境。值此赵朴初居士示寂15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重温一代宗教领袖闪光的思想,对于鞭策和激励年轻一代坚定爱国爱教意识,立志为“人间佛教”事业精进行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须爱国

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赵朴老为法忘躯,为国分忧,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就深切地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才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上海,是赵朴老认识、接触中国共产党并且最终成为其亲密朋友之地,也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从事政治活动之地。

上海沦陷后,赵朴老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赵朴老痛恨国民党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参与了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者,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曾经不止一次深情地表示:“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美好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没有党的领导,我国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已经确立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我们佛教徒看来,消除剥削压迫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趋向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将来的高级阶段,乃是我们向往的‘人间净土’。因此,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59)

十年浩劫中,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完全脱离了正轨,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宗教一概列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加以批斗,宗教活动被禁绝。1980年4月,中央开始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对当时国务院宗教局肖贤法局长的采访内容,明确提出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和手段对待信仰问题;人民群众信仰上有差别,但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实现“四化”的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前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信仰宗教,因此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对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有着积极意义。虽然国家对宗教政策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有许多同志对此认识不足,仍停留在过去的“左”的思想意识领域,不去认真执行,“竟然认为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定成果’、‘烧香引鬼’”(《信仰自由是党在宗教问题上的一项根本政策》,1980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1982年,党中央颁发了“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的文件、领导的指示、法律的保障,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宗教团体的恢复,教堂寺观的开放,冤假错案的平反,宗教典籍刊物的出版发行,宗教院校的开办、筹办,等等,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

但是,正如赵朴老于1983年10月29日在全国政协宗教组“交流学习《邓小平文选》心得体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左”的思想在宗教工作上还有影响,某些地方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赵朴初文集》P546—547)1984年5月26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做了《落实宗教政策还须花大力气》的讲话,指出:“在宗教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指导方面,科学地阐述党的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少,而刺激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为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推波助澜的文章却常常见到。”(《赵朴初文集》,P682)“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误会佛教是消极避世的,甚至有人给佛教扣一个‘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创造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

为了扭转宗教落政工作中的不利局面,打消宗教界人士心中的顾虑,赵朴老在主流媒体发表了《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我国宗教在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即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同时,大力倡导通过开展宗教学术研究,不断挖掘宗教自身内蕴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用以对抗左倾思想将宗教归入“封建迷信”和“精神污染”的错误倾向。1983年12月5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老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界要大力发扬“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南京栖霞寺举行僧伽培训班,赵朴老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致辞:“对佛教徒来说,爱国和爱教是完全统一的。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先必须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首先要明确认识这一殊胜因缘,发大愿心,努力学习佛教知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僧材,将来在佛教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赵朴初文集》,P525)

赵朴老认为:爱国与爱教,就佛法而言,属于世法与出世法圆融的问题。他以古代高僧大德为例,说明了爱国爱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指出:“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不爱国爱教,玄奘就可长住印度,享受供养,不回长安;不爱国爱教,鉴真也可安养中国,不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五次东渡日本。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又当机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国才有家一样。佛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受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总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弘传和发展,所以佛教常说要报“四恩”,其中就有“国家恩”和“三宝恩”,报国恩就是爱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的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护国,拿现在来说,也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这里双方关系是辩证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国家是第一位的。真正爱国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我们与达赖喇嘛的根本分歧》,199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正如赵朴老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就没有我们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对于广大佛教徒来说,爱国与爱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我国宗教界历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进一步阐明爱国爱教的关系,赵朴老从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分析。他说:“宗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旅行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启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宗教文化当然有宗教的内涵,但也有爱国主义内涵,近代一些著名的仁人志士,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经从宗教思想文化精华中吸取过营养。宗教文化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宗教界应当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赵朴初文集》,P1283)。“总的说来,从古到今,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宗教界的主旋律,在开展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包括宗教界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将更加激励广大宗教徒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并且能够把爱国爱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办好我国的宗教事业。”(同上,P1284)

爱国爱教是中国宗教界的优良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爱国爱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行动。赵朴老指出:“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且保障宗教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权利。维护、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以,爱国必须守法,守法是爱国的起码要求和实际表现。对我们佛教徒来说,违犯宪法和法律,既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佛陀的教导,损害佛教的利益,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也要为佛教界所唾弃”(《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59)。佛教是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它代表的是一部分信教群众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要能够充分保证每个公民和每个团体的利益,只能在统一的法律之下,才能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因此,爱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保护与实现。佛教徒是公民的一员,首先要做到的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所以,赵朴初强调:“我们新中国佛教徒,首先是新中国公民。从我们信奉的佛教教义讲,尤其是从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天职讲,佛教徒应该而且必须热爱、维护世世代代哺育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可爱的祖国。爱国,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同上,P558)。“总之,无论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讲,还是从佛教的教义和佛教的优良传统讲,佛教徒都应当把积极参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作为实践‘爱国爱教’原则的实际行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赵朴初文集》,P501)

二、弘扬佛教文化,服务社会建设

我国的五大宗教在其产生或者传入、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宗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著。如何看待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正如赵朴老所言:“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词汇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完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赵朴初文集》,P801)

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部分人漠视佛教的文化性和进步性,抹煞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贡献的错误思维,赵朴老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赵朴初文集》,P799)在朴老看来,否定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就等于否定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赵朴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对佛教文化更是推崇备至、赞赏有加,1984年,在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上,赵朴老明确提出中国佛教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广延性等三个特点,认为:中国佛教吸收了印度佛教的全部内容,形成为汉语、藏语、巴利语三大语系佛教,具有全面性;浩瀚的典籍、众多的宗派,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这是中国佛教广延性的表现。

赵朴老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照观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到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文集》,P1235)。

赵朴老一直重视佛教文化对人间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他说:“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在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赵朴初文集》,P1430)1984年9月,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赵朴老大声疾呼:“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佛教在学术领域中的价值,充分估计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了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学习佛学。”(《学问无止境》,《赵朴初文集》,P705)同时,在1984、1986年,他相继发表了《佛教和中国文化》、《关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文章和讲话,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是文化”的理念。

赵朴老还善于鼓励和动员学术界力量参与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他说:“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消除不利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赵朴初文集》,P837)指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人间佛教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学术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为后期教学研三界在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继承优良传统,建设人间佛教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12月5日,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佛教走向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赵朴初文集》,P562)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一、农禅并重,二、注重学术研究,三、国际友好交流。

正是从那时起,“人间佛教”理念被作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加以提倡。在阐述“人间佛教”的历史渊源时,赵朴老指出:“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医师。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佛教和中国文化》,《赵朴初文集》,P701)。

在明确以建设“人间佛教”为中国佛教今后长时期的发展目标之后,赵朴老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佛协和各地佛教组织,在坚持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正确处理弘法、修行和利益社会人群的关系,加强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动员广大信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在朴老看来,“一个思想,三个传统”是当代中国佛教必然的选择,他说:“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63)。

四、加强自身建设,纯洁僧伽队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的经济形势日益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对僧团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文集》,P1237)。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佛教界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赵朴老提出:“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同上)。指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同上)。加强自身建设的五个方面,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受到历届佛协组织的高度重视。

为了从源头抓起,培养和造就一支合格的僧伽队伍,赵朴老在人才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多次强调,加强中国佛教界自身建设特别是僧才的培养,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是培养人才》,《赵朴初文集》,P1121)。在他的亲自倡导和主持下,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得以恢复,不久又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省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等一批汉语系佛学院相继成立。一些重点寺院还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僧伽培训班。为了提高寺院执事的管理水平,中国佛教协会在九华山先后举办了两期寺院执事进修班。在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西藏、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也都开办了培养藏语系佛教人才的佛学院。云南上座部佛教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1986年赵朴老主持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方针,制定了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的规划。1992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老把培养人才的工作再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当前佛教界的重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是培养人才》,《赵朴初文集》,P1121)。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一系列措施,还发起建立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事实证明,在赵朴老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僧人,今天已经担当起了接续和发展佛教事业的重任,不少人已经锻炼成长为当今佛门的栋梁之材。正如赵朴老在“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二十年来有不少僧人成长起来,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佛门栋梁。这是我们在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可以告慰于历代师祖、一切贤圣的”(《在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赵朴初文集》,P1430)。

五、加强国际交流,致力世界和平

赵朴老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宗教徒的神圣天职,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原来是一个因果相续、自他相依的整体!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佛教与和平》,《赵朴初文集》,P719)。认为:“佛教徒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是佛陀平等护念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的体现。”(《世界和平与宗教合作》,《赵朴初文集》,P856)他坚信,只要各国宗教徒团结起来,各国宗教徒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幸福进行不断的努力,世界持久和平和安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为此,他积极参加国际和平活动,开展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广结善缘,惠施法雨,被称为“20世纪伟大的和平使者”。

1986年6月,中国作为东道国承办了“世宗和”国际理事会会议,赵朴老在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与闭幕词,他针对当时存在战争危险与国际危机,强调“维护和平是所有宗教徒的天职”。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天津、上海、山西等地相继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和平祈祷活动。1987年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在发言中强调了世界和平与各宗教之间合作的关系。1993年,在他的倡议下,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共同发起并建立“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定期交流机制,正式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设想,在世界上树立了通过宗教交流传播和平理念、增进人民友谊的典范。1994年,“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成立,赵朴老以其卓著勋劳,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95年,他又在“首都佛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互相帮助,反对任何贪婪、歧视和仇杀。”(《赵朴初文集》,P1323)发出了一位88岁老人爱好和平、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缔造和平的心声。

祖国的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一直是赵朴老积极关注的事业。1984年,台湾佛光山住持星云法师与赵朴老在曼谷首次会晤,揭开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序幕。1988年11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在赵朴老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使得断绝关系近五十年后,海峡两岸佛教组织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赵朴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和平离不开宗教界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为此,他与丁光训主教等国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教外人士一起,积极致力于佛教与各宗教间的对话与沟通,在兄弟宗教中间架设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为凝心聚力,共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佛教界的杰出领袖,赵朴老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人民和佛教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佛教事业的发展,为弘扬佛教文化、宣传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一笔无比丰富的宝贵遗产,值得广大佛教四众弟子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去不断消化和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赵朴老一生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不凡经历,以及他老人家渊博的学识修养、博大的政治胸怀、严谨的工作作风、圆融的处世方法、非凡的人格魅力,是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1989年,赵朴老曾手书圆瑛大师遗言: “凡我佛子、宜各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分;互助无诤,团结第一。”送给上海佛教界,作为对上海佛教四众弟子的教诲和勉励。赵朴老的上述教诲,一直以来,成为上海佛教界行动的指南。今天,我们重温赵朴老一生爱国爱教的事迹,发掘其闪光的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和实践,就是要坚持贯彻赵朴老的教导,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锐意进取、发奋努力、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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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
发布日期:2016-05-25 16:42:55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上海玉佛禅寺  觉 醒

赵朴初居士(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赵朴初居士在国内外佛教界、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与此同时,他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居士因病在北京逝世,生前立下遗嘱:“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赵朴初文集》:赵朴初同志生平,P6)表达了一位智者特有的生死观和超凡的禅学意境。值此赵朴初居士示寂15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重温一代宗教领袖闪光的思想,对于鞭策和激励年轻一代坚定爱国爱教意识,立志为“人间佛教”事业精进行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须爱国

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赵朴老为法忘躯,为国分忧,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就深切地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才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上海,是赵朴老认识、接触中国共产党并且最终成为其亲密朋友之地,也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从事政治活动之地。

上海沦陷后,赵朴老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赵朴老痛恨国民党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参与了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者,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曾经不止一次深情地表示:“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美好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没有党的领导,我国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已经确立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我们佛教徒看来,消除剥削压迫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趋向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将来的高级阶段,乃是我们向往的‘人间净土’。因此,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59)

十年浩劫中,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完全脱离了正轨,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宗教一概列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加以批斗,宗教活动被禁绝。1980年4月,中央开始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对当时国务院宗教局肖贤法局长的采访内容,明确提出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和手段对待信仰问题;人民群众信仰上有差别,但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实现“四化”的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前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信仰宗教,因此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对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有着积极意义。虽然国家对宗教政策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有许多同志对此认识不足,仍停留在过去的“左”的思想意识领域,不去认真执行,“竟然认为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定成果’、‘烧香引鬼’”(《信仰自由是党在宗教问题上的一项根本政策》,1980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1982年,党中央颁发了“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的文件、领导的指示、法律的保障,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宗教团体的恢复,教堂寺观的开放,冤假错案的平反,宗教典籍刊物的出版发行,宗教院校的开办、筹办,等等,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

但是,正如赵朴老于1983年10月29日在全国政协宗教组“交流学习《邓小平文选》心得体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左”的思想在宗教工作上还有影响,某些地方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赵朴初文集》P546—547)1984年5月26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做了《落实宗教政策还须花大力气》的讲话,指出:“在宗教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指导方面,科学地阐述党的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少,而刺激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为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推波助澜的文章却常常见到。”(《赵朴初文集》,P682)“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误会佛教是消极避世的,甚至有人给佛教扣一个‘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创造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

为了扭转宗教落政工作中的不利局面,打消宗教界人士心中的顾虑,赵朴老在主流媒体发表了《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我国宗教在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即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同时,大力倡导通过开展宗教学术研究,不断挖掘宗教自身内蕴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用以对抗左倾思想将宗教归入“封建迷信”和“精神污染”的错误倾向。1983年12月5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老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界要大力发扬“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南京栖霞寺举行僧伽培训班,赵朴老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致辞:“对佛教徒来说,爱国和爱教是完全统一的。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先必须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首先要明确认识这一殊胜因缘,发大愿心,努力学习佛教知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僧材,将来在佛教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赵朴初文集》,P525)

赵朴老认为:爱国与爱教,就佛法而言,属于世法与出世法圆融的问题。他以古代高僧大德为例,说明了爱国爱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指出:“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不爱国爱教,玄奘就可长住印度,享受供养,不回长安;不爱国爱教,鉴真也可安养中国,不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五次东渡日本。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又当机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国才有家一样。佛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受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总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弘传和发展,所以佛教常说要报“四恩”,其中就有“国家恩”和“三宝恩”,报国恩就是爱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的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护国,拿现在来说,也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这里双方关系是辩证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国家是第一位的。真正爱国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我们与达赖喇嘛的根本分歧》,199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正如赵朴老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就没有我们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对于广大佛教徒来说,爱国与爱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我国宗教界历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进一步阐明爱国爱教的关系,赵朴老从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分析。他说:“宗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旅行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启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宗教文化当然有宗教的内涵,但也有爱国主义内涵,近代一些著名的仁人志士,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经从宗教思想文化精华中吸取过营养。宗教文化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宗教界应当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赵朴初文集》,P1283)。“总的说来,从古到今,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宗教界的主旋律,在开展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包括宗教界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将更加激励广大宗教徒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并且能够把爱国爱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办好我国的宗教事业。”(同上,P1284)

爱国爱教是中国宗教界的优良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爱国爱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行动。赵朴老指出:“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且保障宗教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权利。维护、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以,爱国必须守法,守法是爱国的起码要求和实际表现。对我们佛教徒来说,违犯宪法和法律,既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佛陀的教导,损害佛教的利益,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也要为佛教界所唾弃”(《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59)。佛教是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它代表的是一部分信教群众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要能够充分保证每个公民和每个团体的利益,只能在统一的法律之下,才能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因此,爱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保护与实现。佛教徒是公民的一员,首先要做到的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所以,赵朴初强调:“我们新中国佛教徒,首先是新中国公民。从我们信奉的佛教教义讲,尤其是从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天职讲,佛教徒应该而且必须热爱、维护世世代代哺育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可爱的祖国。爱国,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同上,P558)。“总之,无论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讲,还是从佛教的教义和佛教的优良传统讲,佛教徒都应当把积极参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作为实践‘爱国爱教’原则的实际行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赵朴初文集》,P501)

二、弘扬佛教文化,服务社会建设

我国的五大宗教在其产生或者传入、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宗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著。如何看待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正如赵朴老所言:“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词汇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完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赵朴初文集》,P801)

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部分人漠视佛教的文化性和进步性,抹煞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贡献的错误思维,赵朴老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赵朴初文集》,P799)在朴老看来,否定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就等于否定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赵朴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对佛教文化更是推崇备至、赞赏有加,1984年,在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上,赵朴老明确提出中国佛教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广延性等三个特点,认为:中国佛教吸收了印度佛教的全部内容,形成为汉语、藏语、巴利语三大语系佛教,具有全面性;浩瀚的典籍、众多的宗派,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这是中国佛教广延性的表现。

赵朴老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照观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到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文集》,P1235)。

赵朴老一直重视佛教文化对人间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他说:“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在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赵朴初文集》,P1430)1984年9月,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赵朴老大声疾呼:“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佛教在学术领域中的价值,充分估计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了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学习佛学。”(《学问无止境》,《赵朴初文集》,P705)同时,在1984、1986年,他相继发表了《佛教和中国文化》、《关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文章和讲话,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是文化”的理念。

赵朴老还善于鼓励和动员学术界力量参与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他说:“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消除不利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赵朴初文集》,P837)指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人间佛教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学术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为后期教学研三界在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继承优良传统,建设人间佛教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12月5日,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佛教走向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赵朴初文集》,P562)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一、农禅并重,二、注重学术研究,三、国际友好交流。

正是从那时起,“人间佛教”理念被作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加以提倡。在阐述“人间佛教”的历史渊源时,赵朴老指出:“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医师。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佛教和中国文化》,《赵朴初文集》,P701)。

在明确以建设“人间佛教”为中国佛教今后长时期的发展目标之后,赵朴老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佛协和各地佛教组织,在坚持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正确处理弘法、修行和利益社会人群的关系,加强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动员广大信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在朴老看来,“一个思想,三个传统”是当代中国佛教必然的选择,他说:“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集》,P563)。

四、加强自身建设,纯洁僧伽队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的经济形势日益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对僧团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文集》,P1237)。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佛教界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赵朴老提出:“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同上)。指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同上)。加强自身建设的五个方面,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受到历届佛协组织的高度重视。

为了从源头抓起,培养和造就一支合格的僧伽队伍,赵朴老在人才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多次强调,加强中国佛教界自身建设特别是僧才的培养,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是培养人才》,《赵朴初文集》,P1121)。在他的亲自倡导和主持下,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得以恢复,不久又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省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等一批汉语系佛学院相继成立。一些重点寺院还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僧伽培训班。为了提高寺院执事的管理水平,中国佛教协会在九华山先后举办了两期寺院执事进修班。在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西藏、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也都开办了培养藏语系佛教人才的佛学院。云南上座部佛教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1986年赵朴老主持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方针,制定了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的规划。1992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老把培养人才的工作再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当前佛教界的重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是培养人才》,《赵朴初文集》,P1121)。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一系列措施,还发起建立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事实证明,在赵朴老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僧人,今天已经担当起了接续和发展佛教事业的重任,不少人已经锻炼成长为当今佛门的栋梁之材。正如赵朴老在“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二十年来有不少僧人成长起来,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佛门栋梁。这是我们在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可以告慰于历代师祖、一切贤圣的”(《在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赵朴初文集》,P1430)。

五、加强国际交流,致力世界和平

赵朴老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宗教徒的神圣天职,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原来是一个因果相续、自他相依的整体!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佛教与和平》,《赵朴初文集》,P719)。认为:“佛教徒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是佛陀平等护念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的体现。”(《世界和平与宗教合作》,《赵朴初文集》,P856)他坚信,只要各国宗教徒团结起来,各国宗教徒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幸福进行不断的努力,世界持久和平和安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为此,他积极参加国际和平活动,开展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广结善缘,惠施法雨,被称为“20世纪伟大的和平使者”。

1986年6月,中国作为东道国承办了“世宗和”国际理事会会议,赵朴老在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与闭幕词,他针对当时存在战争危险与国际危机,强调“维护和平是所有宗教徒的天职”。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天津、上海、山西等地相继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和平祈祷活动。1987年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在发言中强调了世界和平与各宗教之间合作的关系。1993年,在他的倡议下,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共同发起并建立“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定期交流机制,正式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设想,在世界上树立了通过宗教交流传播和平理念、增进人民友谊的典范。1994年,“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成立,赵朴老以其卓著勋劳,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95年,他又在“首都佛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互相帮助,反对任何贪婪、歧视和仇杀。”(《赵朴初文集》,P1323)发出了一位88岁老人爱好和平、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缔造和平的心声。

祖国的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一直是赵朴老积极关注的事业。1984年,台湾佛光山住持星云法师与赵朴老在曼谷首次会晤,揭开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序幕。1988年11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在赵朴老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使得断绝关系近五十年后,海峡两岸佛教组织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赵朴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和平离不开宗教界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为此,他与丁光训主教等国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教外人士一起,积极致力于佛教与各宗教间的对话与沟通,在兄弟宗教中间架设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为凝心聚力,共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佛教界的杰出领袖,赵朴老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人民和佛教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佛教事业的发展,为弘扬佛教文化、宣传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一笔无比丰富的宝贵遗产,值得广大佛教四众弟子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去不断消化和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赵朴老一生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不凡经历,以及他老人家渊博的学识修养、博大的政治胸怀、严谨的工作作风、圆融的处世方法、非凡的人格魅力,是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1989年,赵朴老曾手书圆瑛大师遗言: “凡我佛子、宜各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分;互助无诤,团结第一。”送给上海佛教界,作为对上海佛教四众弟子的教诲和勉励。赵朴老的上述教诲,一直以来,成为上海佛教界行动的指南。今天,我们重温赵朴老一生爱国爱教的事迹,发掘其闪光的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和实践,就是要坚持贯彻赵朴老的教导,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锐意进取、发奋努力、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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