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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佛陀遗教 广作福利事业

最近几年来,我在佛教的资生福利事业方面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我以我的净资捐献给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有关单位。在一九八八年,我被聘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同时建立了“真禅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以十万元为基金,用于发展残疾儿童康复、福利和教育事业,以及奖励为残疾儿童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曾明白表示:这笔捐款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希望这笔钱不仅用于伤残福利事业,还能改善在护理伤残儿童第一线默默耕耘的老师们的待遇。或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能如此重视社会的资生福利事业?我的回答有三条:一是佛陀的教导,二是我们佛教的优良传统,三是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现在把我的这些想法略述如下,以就正于各位高僧大德、佛门师友。

佛陀的教导

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槃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佛陀教导我们: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塗苦”。这里所讲的“四重恩”中,就有“国土恩”和“众生恩”;而所谓“三塗苦”,即是指世间众生的一切苦难。“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济三塗苦”,这都是资生福利事业。

佛经上还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把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和给人民大众利益和快乐,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

《法华经》说:“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大智度论》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这都是说,以一切衣食住等资助他人之生命者,就是佛所说的正法,也就是成佛之道。

古德也教导我们:佛教徒都应该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这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把利益众生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把弘扬佛法看成是家常事一样。佛陀教导我们:菩萨修行,应该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于人群。在这“六度”,“四摄”中,都是以“布施”为前导,可见资生福利事业在菩萨修行法门中的重要。

佛陀还教导我们,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因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成如来果,乃是佛法的真义,世尊的本怀。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的核心。可以这样说,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法。佛教的一切修持,如诵经、礼佛、供养、禅定等,一定要与菩提心相应,才能证道。所以菩提心是修学大乘佛法者的首要目标和前提条件。

为什么要行菩萨道?因为三世诸佛,皆从菩萨中生。菩萨道是一切善法的根源,成佛的一个阶梯。只有修菩萨道,才能成就如来果。所以,行菩萨道乃学佛的必经之路。

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发菩提心的目的是为了行菩萨道,而要行菩萨道,又必须首先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要我们发大愿,尽未来际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为菩提心是从慈悲心中流出的。慈悲心是大乘行的出发点,离开慈悲心,就没有菩萨,就没有诸佛,就没有佛法。菩萨的思想和行为,都以菩提心为动力,受慈悲心所驱使。所以,发菩提心,首先要有慈悲心,而慈悲心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益众生。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要以众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因为菩萨除了以极大的同情心利益众生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和打算。

菩萨的慈悲心,具体地说,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就是以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善行,利益众生,使之得到安乐和幸福。悲,就是拔除或减轻众生的一切苦恼和困难。喜,就是见到众生的离苦得乐,生欢喜心。舍,就是平等对待众生,无憎无爱,一视同仁。这四种心,无量无边,所以叫做“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是佛菩萨普度无量众生应该具有的四种精神。《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又说:修菩萨行,就是要“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是一个佛教徒,因此常常牢记佛陀的教导,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始终认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根据自己的力量实行“布施法门”。所谓“布施”,就是以自己的财物施舍于他人,名之为“布”,舍己惠人,名之为“施”。简单地说,就是要有扶贫济弱的慈悲心肠。佛教以慈悲为本,所谓“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能通过“布施”而使别人减少痛苦,获得幸福快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一个原因。

佛教的优良传统

广作福利事业,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在古代,“佛寺为救济贫病,每有福祉事业之设施,如隋唐之悲田院、养病坊、施药坊等,慈济为怀,具载史册。降及近世,佛徒更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利济人群之事方兴未艾,举凡扶助伤残、救济灾荒、敬老慈幼、施医舍药等,莫不尽心竭力,广作饶益。”(赵朴初会长《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书画功德集·序》)以近代上海为例,上海曾有许多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举办了一系列佛教慈善事业,其中主要有:

上海佛教慈幼院,一九三三年创建。以收养社会上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施以教育,使之成为有用之才为宗旨。院长为关絅之居士,董事长为王一亭居士。第一期招收院生三十七人。后来又陆续招收了一批孤儿,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人。

上海佛教公墓,一九三五年建立。为上海佛教徒逝世后共同的归宿之处。董事长为圆瑛老法师,副董事长为远尘法师和屈映光居士,经理为李经纬居士。其中有普同塔,为僧众归骨之所。

上海佛化医院,一九三九年建立。创办人为陈其昌居士。以供养僧人、优待居士、救济贫病、普利大众为宗旨。

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建立。主任屈映光居士,副主任黄涵之居士。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五股。赵朴初会长当时任收容股主任,负责全部收容事宜。曾先后设立有五十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十万人次。

佛教医院,一九三七年成立。院长正道法师。免费治疗贫病者。住院治疗者还供给饮食。一年中施粥给药的病人即达八千余人。

上海佛教同仁会,一九三九年成立。董事长为范成法师,总务主任为胡松年居士。以体佛慈悲,学行施度为宗旨。其所办事业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临时救济上海火灾居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救济日寇封锁区难民、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开辟放生园等。

上海佛教火葬场,一九四一年创建。是佛教徒逝世后的火葬场所。

佛光疗养院,一九四三年成立。名誉院长为方公溥居士,正副董事长为李思浩、吴蕴斋、诸文绮居士,院长为马问我居士。以弘扬佛法,救济疾苦为宗旨。

其它的佛教慈善事业尚有佛教慈悲会、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上海佛教保婴院、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佛教救寒会等。

以上这些佛教慈善事业的创办,充分体现了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承担了所有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情况也有了根本改变,生活安定,社会福利事业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佛教更应该发扬利益众生的优良传统,关心和资助社会上所办的公益慈善事业,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二个原因。

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

中国佛教协会,一贯关心资助社会福利事业。特别是近十年来,不仅大力赞助各项公益事业,而且号召全国佛教界都来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

一九八四年五、六月间,中国佛教协会从布施收入中拨出人民币五万元,捐赠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作为赞助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基金。中国佛教协会在捐款时写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信中曾说:“贵会的成立,对于增进残疾人的切身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佛教徒把兴办和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看做是实践佛教利他济世宗旨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对贵会为残疾人谋福利的善事,表示竭诚拥护和积极支持。”(《法音》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这既表达了佛教徒对福利事业拥护和支持的态度,同时也是号召佛教界进一步来关心和赞助社会福利事业。

在此之前,中国佛教协会所主办的《法音》杂志,也以《积极参加关心帮助残疾人的善举》为题,发表评论员的文章,其中指出:“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部份成员的佛教徒理应积极参加到这项事业中去。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实际行动。”又说:“对于发愿‘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佛教徒来说,关心帮助残疾人也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号召广大佛教徒要“各尽所能,在医疗卫生、料理生活、集资筹款等方面关心帮助残疾人,包括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为这一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上第三期)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国佛教协会从布施收入中拨出人民币一万元,赞助由《北京晚报》发起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筹资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也挥毫书写单条两幅,支持为修复长城举办的书画义卖。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又捐款三千元,支持抢救大熊猫的工作。(同上第六期)所有这些善举,都是以实际行动来号召我们佛教徒一起来关心赞助各项社会福利事业。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法音》杂志专门发表了《提倡人间佛教,献身四化建设》的社论。其中特别提到:“近年来,佛教界在认购国库券,为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捐献财物救济灾区人民,为抢救大熊猫捐款等爱国公益活动中,踊跃当先,不后于人。所有这些,体现佛教利他济世思想的人间善行,充分说明佛教徒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同上第五期)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使我深受感动。

一九八五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进一步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与我国各宗教界共同发起书画募集事宜,得到班禅大师及书画名家、缁素大德热心襄助,纷挥毫素,竞赐墨宝,腾辉扬彩,蔚为大观。所得收入,全部赞助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朴初会长在《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书画功德集》一书的《序》中说:“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这也是对我们佛教徒提出的希望与要求。

中国佛教协会尊重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的实际行动和对全国佛教界所发出的号召,在我的内心发出巨大的共鸣。《法句经》说:“修戒行布施,作福为良田,从是至彼岸,常到安乐处。”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以自己微薄之力,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三个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我在近几年来,先后向全国和上海有关社会福利团体进行了捐赠。其中,除了在一九八四年五、六月间,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五万元,作为赞助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基金外,我还先后给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等社会福利团体进行捐赠。其中主要有: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向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于发展残疾人福利事业。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一万元,用以进一步推动伤残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向普陀街道敬老院捐赠人民币一万元,作为老年人安度晚年之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又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以造福残疾儿童的康复事业。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代表玉佛寺向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卫生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该区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向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向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元,用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向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捐赠人民币六千元,同年五月,又捐赠六千元,作为发展幼儿教育事业之用。

这年五月,我又向上海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二万元,全部用于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同年九月,我代表玉佛寺向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卫生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该区优秀教师。

同年十一月,我再向上海儿童福利会、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于进一步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又一次向上海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六万元,用于进一步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向普陀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于发展该区残疾人的福利事业。

同年十一月,我第二次向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以资助沪太幼儿园发展儿童教育事业。

一九九O年三月,我向普陀街道社区教育基金会捐助人民币五千元,作为该街道发展社区教育之用。

一九九O年六月,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举办为“盲人筹款捐赠导盲镜”募捐活动,将全部所得用以造福于本市盲人,为帮助解决盲人的痛苦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善举好事。为了搞好这次募捐活动,我代表玉佛寺首捐四万元,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首捐六万元,共计十万元。

除此之外,我还以各种形式,向一些有困难的佛教寺院、团体、佛教杂志、宗教出版物及其他单位捐助了一些款项,帮助这些单位克服困难,以促进佛教福利事业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一九八五年起,至一九九O年四月底止,我个人及代表玉佛寺共向各方面捐赠总数共达人民币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元。其中: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捐赠十八万四千五百元;向文教卫生部门及书刊捐赠十三万二千五百元;向受灾地区和灾民捐赠二万八千五百元,其它资助人民币二十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元。

由于我不断向有关社会福利机构予以捐助,因而各有关部门给我以极大的荣誉。一九八八年,上海市民政部门聘请我担任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也评定我为一九八八年热情支持支持普教事业的社会活动家。面对这些荣誉,我感到既高兴又惭愧。因为在资生福利事业方面,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比起历代的古德来,还差得很远,今后仍须继续不断的努力。

关心和支持社会福利事业,是每个佛教徒的神圣职责。但要真正做好这一点,并持之以恒,确实是不很容易的。为此,我常以俭朴自励,淡泊明志,始终不为那些身外之物所牵动。正是由于我在生活上能甘于淡泊,不追求享受,所以我每年都能将我的一点积蓄以及弟子们供养我的香仪,捐赠给上海残疾人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以此为弟子们广种福田。我也知道,我的这些捐赠,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我感到,滴水汇总,可以成为巨川大海。所以,我在每年捐赠之后,身心感到无比的愉快和踏实。《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得好:“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我将遵循佛陀的这些教导,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无有疲厌地关心、资助上海市残疾人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我还打算每年从我的积蓄和弟子们供养我的香仪中,拿出一部份用于刻经书、出版佛学著述,以广结众缘,推动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慈惠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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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佛陀遗教 广作福利事业
发布日期:2016-05-26 16:58:29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最近几年来,我在佛教的资生福利事业方面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我以我的净资捐献给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有关单位。在一九八八年,我被聘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同时建立了“真禅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以十万元为基金,用于发展残疾儿童康复、福利和教育事业,以及奖励为残疾儿童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曾明白表示:这笔捐款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希望这笔钱不仅用于伤残福利事业,还能改善在护理伤残儿童第一线默默耕耘的老师们的待遇。或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能如此重视社会的资生福利事业?我的回答有三条:一是佛陀的教导,二是我们佛教的优良传统,三是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现在把我的这些想法略述如下,以就正于各位高僧大德、佛门师友。

佛陀的教导

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槃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佛陀教导我们: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塗苦”。这里所讲的“四重恩”中,就有“国土恩”和“众生恩”;而所谓“三塗苦”,即是指世间众生的一切苦难。“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济三塗苦”,这都是资生福利事业。

佛经上还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把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和给人民大众利益和快乐,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

《法华经》说:“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大智度论》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这都是说,以一切衣食住等资助他人之生命者,就是佛所说的正法,也就是成佛之道。

古德也教导我们:佛教徒都应该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这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把利益众生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把弘扬佛法看成是家常事一样。佛陀教导我们:菩萨修行,应该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于人群。在这“六度”,“四摄”中,都是以“布施”为前导,可见资生福利事业在菩萨修行法门中的重要。

佛陀还教导我们,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因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成如来果,乃是佛法的真义,世尊的本怀。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的核心。可以这样说,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法。佛教的一切修持,如诵经、礼佛、供养、禅定等,一定要与菩提心相应,才能证道。所以菩提心是修学大乘佛法者的首要目标和前提条件。

为什么要行菩萨道?因为三世诸佛,皆从菩萨中生。菩萨道是一切善法的根源,成佛的一个阶梯。只有修菩萨道,才能成就如来果。所以,行菩萨道乃学佛的必经之路。

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发菩提心的目的是为了行菩萨道,而要行菩萨道,又必须首先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要我们发大愿,尽未来际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为菩提心是从慈悲心中流出的。慈悲心是大乘行的出发点,离开慈悲心,就没有菩萨,就没有诸佛,就没有佛法。菩萨的思想和行为,都以菩提心为动力,受慈悲心所驱使。所以,发菩提心,首先要有慈悲心,而慈悲心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益众生。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要以众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因为菩萨除了以极大的同情心利益众生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和打算。

菩萨的慈悲心,具体地说,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就是以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善行,利益众生,使之得到安乐和幸福。悲,就是拔除或减轻众生的一切苦恼和困难。喜,就是见到众生的离苦得乐,生欢喜心。舍,就是平等对待众生,无憎无爱,一视同仁。这四种心,无量无边,所以叫做“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是佛菩萨普度无量众生应该具有的四种精神。《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又说:修菩萨行,就是要“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是一个佛教徒,因此常常牢记佛陀的教导,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始终认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根据自己的力量实行“布施法门”。所谓“布施”,就是以自己的财物施舍于他人,名之为“布”,舍己惠人,名之为“施”。简单地说,就是要有扶贫济弱的慈悲心肠。佛教以慈悲为本,所谓“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能通过“布施”而使别人减少痛苦,获得幸福快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一个原因。

佛教的优良传统

广作福利事业,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在古代,“佛寺为救济贫病,每有福祉事业之设施,如隋唐之悲田院、养病坊、施药坊等,慈济为怀,具载史册。降及近世,佛徒更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利济人群之事方兴未艾,举凡扶助伤残、救济灾荒、敬老慈幼、施医舍药等,莫不尽心竭力,广作饶益。”(赵朴初会长《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书画功德集·序》)以近代上海为例,上海曾有许多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举办了一系列佛教慈善事业,其中主要有:

上海佛教慈幼院,一九三三年创建。以收养社会上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施以教育,使之成为有用之才为宗旨。院长为关絅之居士,董事长为王一亭居士。第一期招收院生三十七人。后来又陆续招收了一批孤儿,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人。

上海佛教公墓,一九三五年建立。为上海佛教徒逝世后共同的归宿之处。董事长为圆瑛老法师,副董事长为远尘法师和屈映光居士,经理为李经纬居士。其中有普同塔,为僧众归骨之所。

上海佛化医院,一九三九年建立。创办人为陈其昌居士。以供养僧人、优待居士、救济贫病、普利大众为宗旨。

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建立。主任屈映光居士,副主任黄涵之居士。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五股。赵朴初会长当时任收容股主任,负责全部收容事宜。曾先后设立有五十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十万人次。

佛教医院,一九三七年成立。院长正道法师。免费治疗贫病者。住院治疗者还供给饮食。一年中施粥给药的病人即达八千余人。

上海佛教同仁会,一九三九年成立。董事长为范成法师,总务主任为胡松年居士。以体佛慈悲,学行施度为宗旨。其所办事业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临时救济上海火灾居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救济日寇封锁区难民、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开辟放生园等。

上海佛教火葬场,一九四一年创建。是佛教徒逝世后的火葬场所。

佛光疗养院,一九四三年成立。名誉院长为方公溥居士,正副董事长为李思浩、吴蕴斋、诸文绮居士,院长为马问我居士。以弘扬佛法,救济疾苦为宗旨。

其它的佛教慈善事业尚有佛教慈悲会、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上海佛教保婴院、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佛教救寒会等。

以上这些佛教慈善事业的创办,充分体现了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承担了所有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情况也有了根本改变,生活安定,社会福利事业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佛教更应该发扬利益众生的优良传统,关心和资助社会上所办的公益慈善事业,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二个原因。

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

中国佛教协会,一贯关心资助社会福利事业。特别是近十年来,不仅大力赞助各项公益事业,而且号召全国佛教界都来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

一九八四年五、六月间,中国佛教协会从布施收入中拨出人民币五万元,捐赠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作为赞助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基金。中国佛教协会在捐款时写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信中曾说:“贵会的成立,对于增进残疾人的切身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佛教徒把兴办和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看做是实践佛教利他济世宗旨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对贵会为残疾人谋福利的善事,表示竭诚拥护和积极支持。”(《法音》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这既表达了佛教徒对福利事业拥护和支持的态度,同时也是号召佛教界进一步来关心和赞助社会福利事业。

在此之前,中国佛教协会所主办的《法音》杂志,也以《积极参加关心帮助残疾人的善举》为题,发表评论员的文章,其中指出:“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部份成员的佛教徒理应积极参加到这项事业中去。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实际行动。”又说:“对于发愿‘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佛教徒来说,关心帮助残疾人也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号召广大佛教徒要“各尽所能,在医疗卫生、料理生活、集资筹款等方面关心帮助残疾人,包括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为这一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上第三期)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国佛教协会从布施收入中拨出人民币一万元,赞助由《北京晚报》发起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筹资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也挥毫书写单条两幅,支持为修复长城举办的书画义卖。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又捐款三千元,支持抢救大熊猫的工作。(同上第六期)所有这些善举,都是以实际行动来号召我们佛教徒一起来关心赞助各项社会福利事业。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法音》杂志专门发表了《提倡人间佛教,献身四化建设》的社论。其中特别提到:“近年来,佛教界在认购国库券,为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捐献财物救济灾区人民,为抢救大熊猫捐款等爱国公益活动中,踊跃当先,不后于人。所有这些,体现佛教利他济世思想的人间善行,充分说明佛教徒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同上第五期)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使我深受感动。

一九八五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进一步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与我国各宗教界共同发起书画募集事宜,得到班禅大师及书画名家、缁素大德热心襄助,纷挥毫素,竞赐墨宝,腾辉扬彩,蔚为大观。所得收入,全部赞助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朴初会长在《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书画功德集》一书的《序》中说:“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这也是对我们佛教徒提出的希望与要求。

中国佛教协会尊重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的实际行动和对全国佛教界所发出的号召,在我的内心发出巨大的共鸣。《法句经》说:“修戒行布施,作福为良田,从是至彼岸,常到安乐处。”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以自己微薄之力,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这是我所以十分重视福利事业的第三个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我在近几年来,先后向全国和上海有关社会福利团体进行了捐赠。其中,除了在一九八四年五、六月间,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五万元,作为赞助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基金外,我还先后给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等社会福利团体进行捐赠。其中主要有: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向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于发展残疾人福利事业。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一万元,用以进一步推动伤残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向普陀街道敬老院捐赠人民币一万元,作为老年人安度晚年之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又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以造福残疾儿童的康复事业。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代表玉佛寺向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卫生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该区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向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向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元,用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向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捐赠人民币六千元,同年五月,又捐赠六千元,作为发展幼儿教育事业之用。

这年五月,我又向上海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二万元,全部用于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同年九月,我代表玉佛寺向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卫生奖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以奖励该区优秀教师。

同年十一月,我再向上海儿童福利会、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于进一步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又一次向上海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人民币六万元,用于进一步发展上海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

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向普陀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二万元,用于发展该区残疾人的福利事业。

同年十一月,我第二次向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用以资助沪太幼儿园发展儿童教育事业。

一九九O年三月,我向普陀街道社区教育基金会捐助人民币五千元,作为该街道发展社区教育之用。

一九九O年六月,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举办为“盲人筹款捐赠导盲镜”募捐活动,将全部所得用以造福于本市盲人,为帮助解决盲人的痛苦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善举好事。为了搞好这次募捐活动,我代表玉佛寺首捐四万元,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首捐六万元,共计十万元。

除此之外,我还以各种形式,向一些有困难的佛教寺院、团体、佛教杂志、宗教出版物及其他单位捐助了一些款项,帮助这些单位克服困难,以促进佛教福利事业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一九八五年起,至一九九O年四月底止,我个人及代表玉佛寺共向各方面捐赠总数共达人民币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元。其中: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捐赠十八万四千五百元;向文教卫生部门及书刊捐赠十三万二千五百元;向受灾地区和灾民捐赠二万八千五百元,其它资助人民币二十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元。

由于我不断向有关社会福利机构予以捐助,因而各有关部门给我以极大的荣誉。一九八八年,上海市民政部门聘请我担任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也评定我为一九八八年热情支持支持普教事业的社会活动家。面对这些荣誉,我感到既高兴又惭愧。因为在资生福利事业方面,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比起历代的古德来,还差得很远,今后仍须继续不断的努力。

关心和支持社会福利事业,是每个佛教徒的神圣职责。但要真正做好这一点,并持之以恒,确实是不很容易的。为此,我常以俭朴自励,淡泊明志,始终不为那些身外之物所牵动。正是由于我在生活上能甘于淡泊,不追求享受,所以我每年都能将我的一点积蓄以及弟子们供养我的香仪,捐赠给上海残疾人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以此为弟子们广种福田。我也知道,我的这些捐赠,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我感到,滴水汇总,可以成为巨川大海。所以,我在每年捐赠之后,身心感到无比的愉快和踏实。《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得好:“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我将遵循佛陀的这些教导,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无有疲厌地关心、资助上海市残疾人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我还打算每年从我的积蓄和弟子们供养我的香仪中,拿出一部份用于刻经书、出版佛学著述,以广结众缘,推动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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