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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佛教能否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长期以来在一些人中有所争论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著书立说,都认为佛教对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甚至有人断言,佛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祸害,尽管它在文化领域内也曾作出不少成绩,在艺术方面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但是,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也有人认为,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作为佛教本身,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这些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佛教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佛教也获得了新生。它在各方面的表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佛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说佛教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消极作用的议论已经不多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佛教可以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佛教为什么能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这“相适应”的基本前提是什么?而在这“相适应”的过程中,对我们佛教界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本文想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看法。

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得“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成为现实。

一、佛教本身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

佛教的思想及其优良传统等等,本身就具有一些功能,能使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主要有:

(一)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因素。

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曾说过:“宗教在某些教义上有积极作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三一八页)这些教义及其思想主要有:

①缘起性空和如实观照的认识论。

佛教认为,一切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种种因缘(即条件)和合而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各种条件而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变化的。它既不是上帝所创造,也不是某一个人所能主观创造。正是由于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缘而生,因此,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由形成这一事物的条件所决定,条件变了,事物的本性也就随之而起变化。而事物本身,并没有独立的自性,这就叫做“缘起性空”。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是非常科学、非常合理的,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积极意义。

佛教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如实观照”,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它、照见它,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也就是说,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②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

佛教认为,一切诸行(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的生起和变化活动)都不是常住不变的,而是时刻生灭变化不息的。同时又认为,时间没有终点,空间没有边际。这种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③无我利他、度生无尽的人生观。

佛教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是无我(忘我精神)、利他(利益他人)的,同时又应是度生无尽(化度众生没有穷尽的时候)的。用世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生在世,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忘我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又应该是没有止境的。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极为高尚的人生观,在今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需要有这种人生观。

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

佛教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五戒”、“十善”。

“五戒”是佛教对信徒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佛教戒律的基本内容。“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而来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这“五戒”、“十善”,概括起来,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种诫恶劝善的行为规则,既是佛教道德的高度概括,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的基本精神。正如《七佛通戒偈》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道德观,在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散发出它的光芒。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都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社会将更加稳定,人民将更加和睦团结,更加幸福快乐。

以上这些佛教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千百年来,这些思想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且将会在今后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出它的异彩。

这些核心思想,是佛教本身所固有的,它对社会主义社会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说这是佛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因素。

(二)佛教界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间佛教”,指的是重视人间利益、用佛法精神去改造社会和改善人心的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思想的精髓。《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曾说过:“佛陀出身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由此可见,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佛教所固有的。但是,明确提出人间佛教这四个字并大力加以提倡的,则是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他指出:佛教徒不应专门追求来世的幸福,祈求西方极乐世界;而应注重现世的利益,用佛法的精神去改造社会。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对人间佛教作了简要的阐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结合当代中国佛教的实际,重新加以提倡,并赋以新的含义。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文中,规定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

“五戒”、“十善”,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四摄”,即一、布施摄,谓随众生的意愿而进行布施,如果众生乐财,则施以财;如果众生爱乐佛法,则施以佛法。二、爱语摄,随顺众生的根性善言慰喻。三、利行摄,做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四、同事摄,与众生同处一起,随机教化。

“六度”,即一、布施度,包括财施、法施、无畏施,能度悭贪。二、持戒度,谓持守戒律,能度毁犯。三、忍辱度,谓忍耐迫害,能度嗔恚。四、精进度,谓修其它五度时,不屈不挠,精进不懈,能度懈怠。五、禅定度,谓修习禅定,能度散乱。六、般若度,谓开真实之智能,能度愚痴。

“四摄”、“六度”,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了利益人群的一切善事、好事。诸如历代高僧所践行的植树造林、修桥铺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我们当代佛教界所提倡和推行的扶助伤残、救济灾荒、敬老慈幼、捐财施物、造福人民等资生福利事业,都属于“四摄”、“六度”的范围之内,都是实践佛陀遗教、利益人群的。它是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

以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为主要内容的人间佛教思想,近年来在赵朴老的倡导下,已风行全国,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无不以推行人间佛教思想为己任,广作善事、好事。我们上海佛教界的四众弟子,十多年来,向社会福利机构,慈善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和灾区人民共捐献了人民币6OO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就捐献了人民币约4 OO余万元,由此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和称颂。所有这些,都是实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组成部份。

(三)佛教所发扬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也是佛教舆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农禅并重”,指的是佛教徒在生产劳动和宗教学修两方面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这本来是古代中国佛教的丛林风规,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后由中国佛教协会大力提倡和发扬,并赋予新的含义。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文中,明确指出:“农禅并重”从广义上理解,“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两者不可偏废。他号召全国佛教徒在进行宗教学修的同时,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鼓励凡有条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条件的寺庙,都要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以庙养庙。他还特别强调,使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每个佛教徒的光荣任务和应尽职责。

在赵朴老的大力倡导下,“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在全国佛教界得到了普遍的发扬。广大僧尼在坚持宗教学修的同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绝大多数寺庙都能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了或者基本上做到了“以庙养庙”。

我们上海市的各个寺庙,都努力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风,根据本寺的特点,安排僧众的修持生活。玉佛寺和龙华寺,除了平时修持外,还定期举行“禅七”和“净七”,举办讲经法会。为满足海内外信徒的要求,两寺还启建大型水陆法会。近年来两寺还组织佛教法务团先后到美国、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启建水陆法会。由于做佛事的时间、仪轨等均保持传统的丛林风格,因而受到了海内外信徒的赞扬。而这种组织法务团到海外启建水陆法会的活动,也成为沟通海外佛教徒与祖国联系的一种纽带。

上海各寺庙的僧众,不仅坚持宗教学修,而且十分重视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几个较大的寺庙,都设有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等,既方便了香客和游客,又增加了寺庙的收入。如玉佛寺的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的收入,占寺庙收入的较大比重。静安寺单是香积斋供应素面,全年收入即可达百余万元,除职工开支外,有大量积余可作修复寺庙建筑之用。

近年来,上海市佛教协会建立了佛教实业社,恢复了上海佛学书局。不久以前,又组建了综合经营的“上海十方实业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国际旅行社”。此外,还加强了佛教寺庙房产的管理和开发。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属于发扬佛教农禅并重优良传统的部份,也都是属于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四)佛教所发扬的重视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历来重视国际友好交流活动。早在唐代,我国高僧的西行东渡,在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史上树立了丰碑。

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法,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所履一三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二○夹,六五七部。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开创了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新纪元。

鉴真和尚,五次东渡日本失败,第六次取得成功,到达日本弘法。他除在日本开创了日本律宗,带去大量的佛经、佛像外,还带去了佛教建筑艺术、塑像艺术,王羲之、献之真迹及书法艺术,医药学知识等,对发展日本建筑、雕塑、美术、书法及医学等都有一定的贡献。日本的豆腐业、饮食业和酿造业等的行业技艺,亦均为鉴真所授。所有这些,都在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

近数十年来,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八零年,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三○○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了中日友好新的热潮。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对赵朴老、隆莲法师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以及韩国东国大学都对赵朴老赠于奖金、授予名誉学位,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中国佛教同日本佛教的友好关系现在已发展到祖庭庄严、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我所住持的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与日本京都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在中日佛教的友好关系史上也增添了新的篇章。

我国佛教界同泰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一九八九年,泰国国王委托驻华大使将前僧皇准备访华赠送一尊铜铸馏金释迦牟尼佛像、巴利三藏圣典、法物供器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供奉在佛牙舍利塔的大殿。泰国佛教界多次向我国赠送佛像。一九九三年六月,泰国僧皇智护尊者应邀访华,受到我国政府和佛教界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了僧皇座下,这是中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友好交流的一大盛事。我国佛教界也多次应邀访问泰国。一九九四年五月,应泰国内政部长的邀请,我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前往泰国,参加曼谷市民举行的盛大“月圆日”庆典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多次接待了斯里兰卡大德高僧的来访,并多次派团前往访问。斯里兰卡政府领导人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了佛像。我国赴斯留学僧受到精心培养和殷切关照。

朝鲜佛教联盟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佛教协会派团进行回访,还接待了两批朝鲜佛教研修生前来我国寺院参学。

中国佛教协会多次接待了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和主要宗派负责人来访,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也多次前往韩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及友好访问。

我国佛教界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都进行了友好交往。中国佛教协会派团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多届大会,多次出席国际性的宗教首脑会议和佛教学术会议。又与兄弟宗教共同组团多次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的大会,还在北京承办了“世宗和”的国际理事会议。

近年来我们上海佛教界同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也非常频繁。上海佛教界先后接待了数以千万计的国际友人。最近五年来,曾接待国际宗教代表团六十余个,约1500人次。特别是一九九三年五月,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在上海友谊会堂联合为日本佛教界领袖山田惠谛长老和庭野日敬先生、田泽康三郎先生举行盛大寿宴,谱写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上海佛教界也不断出访世界各国和海外地区。明旸法师先后出访过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新加坡、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两次参加国际宗教会议。我也先后访问过日本、印度、美国、泰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卢森堡、菲律宾等国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数次参加国际宗教会议。

中国佛教界(包括上海佛教界)发扬了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种种友好交往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五)佛教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佛教历来重视学术研究。古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和撰写的佛教著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十多年来,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九七九年,中国佛教协会建立了佛教图书文物馆,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展了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修整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经籍;创办了新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编印《法音文库》丛书;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出版佛教文化书刊。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近年来以“办刊”、“出书”、“译经”、“编藏”等为重点,弘扬佛教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办刊”方面,它先后办有《佛教文化》期刊、《佛学研究》年刊和副刊《佛教研究资料》。“出书”方面,它计划出版《中国佛教文化丛书》、《中国佛教文化小丛书》、《中国佛教文化通俗读物》等。“译经”方面,则成立译经室,专事南传大藏经汉译,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对译,世界佛学名著今译的工作。“编藏”方面,拟重新整编《汉文大藏经》。

近年来,上海的佛教事业有所发展,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上海市佛教协会会刊《上海佛教》,已出至四十多期。上海佛学书局恢复三年多来,出版、印行佛教书籍220余种,共250余万册。圆明讲堂再版了《圆瑛法汇》共四十余万册。静安寺也出版了《持松法师论着选集》第一册。上海佛协与中国佛协编撰了《中国佛教名寺古刹》。明旸法师编撰了《佛法概要》、《明旸诗选》、《海外弘法参访记》,主编了《圆瑛大师年谱》、《圆瑛法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共发行十几万册。我则撰写了《玉佛丈室集》九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二种和《真禅禅藻集》,主编了《上海玉佛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和《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玉佛禅寺》画册三种等,发行数十万册。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还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等。

佛教界发扬了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以上所述的五点,包括了佛教思想及其优良传统等等,可以说都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这些功能,都能促使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我认为佛教是可以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二、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前提

佛教之所以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前提。

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说:实现“相适应”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完整的解释是: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关于“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我的理解是,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确实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特别是一九八二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在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这些成绩,在佛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复查了佛教界人士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错划右派等问题,给以平反纠正。

其次,恢复开放了一大批佛教寺庙和活动场所,使广大佛教徒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中上海市主要有:普陀区的玉佛寺、真如寺,静安区的静安寺、圆明讲堂、上海佛教居士林,南市区的沉香阁、慈修庵,徐汇区的龙华寺,卢湾区的法藏寺,长宁区的福缘庵,虹口区的下海庙,宝山区的梵王宫、静修庵,金山县的五龙寺、松隐寺,青浦县的报国寺、颐浩寺,松江县的西林寺、东禅寺,川沙县的潮音庵、宝莲庵、长仁寺,南汇县的清凉庵、巽龙庵、定慧庵,奉贤县的万佛阁,崇明县的寿安寺、广福寺、慎修庵,嘉定县的吴兴寺,浦东新区的庆云寺等。

第三,恢复了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性的佛教协会,建立了统一的佛教领导机构。

第四,恢复和建立了一批佛学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佛教事业接班人。

第五,保护了佛教在编辑、出版、经售佛教书刊、典籍、图像及其它佛教用品的权利。

第六,保护了佛教团体房屋财产的产权等。佛教的房产归佛教团体所有,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七,保护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并在法律条文上作出具体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四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等。

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就是使“相适应”从可能变成现实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基本要求

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相适应,除了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及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基本前提外,它对我们佛教和佛教徒也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也就是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所说的:“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关于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这是“相适应”对我们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佛教界做得都比较好。

对于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主要是指我们佛教界在同各国佛教界人士进行互相访问,友好往来,开展佛教学术文化交流等的交往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佛教团体的原则,坚决抵制国际上一些佛教组织妄图控制我国佛教的企图。同时坚决拒绝任何外国佛教团体和佛教界人士插手干预我国佛教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佛教组织(包括它们所控制的机构)用任何方式来我国传教。至于按照佛教的传统习惯,外国佛教徒和国外侨胞、台港澳同胞在我境内对寺庙给予布施,可以接受。但如果是大宗捐献布施,虽不附带任何条件,亦须报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方可由佛教团体出面接受。我们上海佛教界严格遵守了这些规定。我每年要出访好多次,与各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流活动,从未发生过有外国佛教势力来干涉我们上海佛教事务等问题。但对此我们仍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至于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首先应该做到的。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是我们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我们佛教界提倡的“爱国爱教”的原则,就包括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佛教徒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爱教必先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不可分割,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佛教界并不尽如人意。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份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逐名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情况相当严重,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佛教徒“违法乱纪,刑事犯罪”,当然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赵朴老提出要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即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

总起来说,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又有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前题,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而变为现实。但是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我们佛教徒都能响应赵朴老的号召,人人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

弘宗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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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发布日期:2016-05-26 16:51:30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佛教能否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长期以来在一些人中有所争论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著书立说,都认为佛教对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甚至有人断言,佛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祸害,尽管它在文化领域内也曾作出不少成绩,在艺术方面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但是,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也有人认为,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作为佛教本身,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这些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佛教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佛教也获得了新生。它在各方面的表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佛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说佛教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消极作用的议论已经不多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佛教可以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佛教为什么能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这“相适应”的基本前提是什么?而在这“相适应”的过程中,对我们佛教界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本文想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看法。

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得“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成为现实。

一、佛教本身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

佛教的思想及其优良传统等等,本身就具有一些功能,能使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主要有:

(一)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因素。

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曾说过:“宗教在某些教义上有积极作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三一八页)这些教义及其思想主要有:

①缘起性空和如实观照的认识论。

佛教认为,一切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种种因缘(即条件)和合而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各种条件而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变化的。它既不是上帝所创造,也不是某一个人所能主观创造。正是由于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缘而生,因此,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由形成这一事物的条件所决定,条件变了,事物的本性也就随之而起变化。而事物本身,并没有独立的自性,这就叫做“缘起性空”。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是非常科学、非常合理的,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积极意义。

佛教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如实观照”,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它、照见它,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也就是说,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②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

佛教认为,一切诸行(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的生起和变化活动)都不是常住不变的,而是时刻生灭变化不息的。同时又认为,时间没有终点,空间没有边际。这种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③无我利他、度生无尽的人生观。

佛教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是无我(忘我精神)、利他(利益他人)的,同时又应是度生无尽(化度众生没有穷尽的时候)的。用世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生在世,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忘我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又应该是没有止境的。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极为高尚的人生观,在今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需要有这种人生观。

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

佛教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五戒”、“十善”。

“五戒”是佛教对信徒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佛教戒律的基本内容。“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而来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这“五戒”、“十善”,概括起来,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种诫恶劝善的行为规则,既是佛教道德的高度概括,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的基本精神。正如《七佛通戒偈》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道德观,在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散发出它的光芒。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都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社会将更加稳定,人民将更加和睦团结,更加幸福快乐。

以上这些佛教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千百年来,这些思想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且将会在今后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出它的异彩。

这些核心思想,是佛教本身所固有的,它对社会主义社会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说这是佛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因素。

(二)佛教界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间佛教”,指的是重视人间利益、用佛法精神去改造社会和改善人心的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思想的精髓。《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曾说过:“佛陀出身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由此可见,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佛教所固有的。但是,明确提出人间佛教这四个字并大力加以提倡的,则是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他指出:佛教徒不应专门追求来世的幸福,祈求西方极乐世界;而应注重现世的利益,用佛法的精神去改造社会。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对人间佛教作了简要的阐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结合当代中国佛教的实际,重新加以提倡,并赋以新的含义。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文中,规定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

“五戒”、“十善”,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四摄”,即一、布施摄,谓随众生的意愿而进行布施,如果众生乐财,则施以财;如果众生爱乐佛法,则施以佛法。二、爱语摄,随顺众生的根性善言慰喻。三、利行摄,做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四、同事摄,与众生同处一起,随机教化。

“六度”,即一、布施度,包括财施、法施、无畏施,能度悭贪。二、持戒度,谓持守戒律,能度毁犯。三、忍辱度,谓忍耐迫害,能度嗔恚。四、精进度,谓修其它五度时,不屈不挠,精进不懈,能度懈怠。五、禅定度,谓修习禅定,能度散乱。六、般若度,谓开真实之智能,能度愚痴。

“四摄”、“六度”,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了利益人群的一切善事、好事。诸如历代高僧所践行的植树造林、修桥铺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我们当代佛教界所提倡和推行的扶助伤残、救济灾荒、敬老慈幼、捐财施物、造福人民等资生福利事业,都属于“四摄”、“六度”的范围之内,都是实践佛陀遗教、利益人群的。它是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

以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为主要内容的人间佛教思想,近年来在赵朴老的倡导下,已风行全国,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无不以推行人间佛教思想为己任,广作善事、好事。我们上海佛教界的四众弟子,十多年来,向社会福利机构,慈善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和灾区人民共捐献了人民币6OO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就捐献了人民币约4 OO余万元,由此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和称颂。所有这些,都是实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组成部份。

(三)佛教所发扬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也是佛教舆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农禅并重”,指的是佛教徒在生产劳动和宗教学修两方面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这本来是古代中国佛教的丛林风规,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后由中国佛教协会大力提倡和发扬,并赋予新的含义。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文中,明确指出:“农禅并重”从广义上理解,“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两者不可偏废。他号召全国佛教徒在进行宗教学修的同时,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鼓励凡有条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条件的寺庙,都要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以庙养庙。他还特别强调,使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每个佛教徒的光荣任务和应尽职责。

在赵朴老的大力倡导下,“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在全国佛教界得到了普遍的发扬。广大僧尼在坚持宗教学修的同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绝大多数寺庙都能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了或者基本上做到了“以庙养庙”。

我们上海市的各个寺庙,都努力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风,根据本寺的特点,安排僧众的修持生活。玉佛寺和龙华寺,除了平时修持外,还定期举行“禅七”和“净七”,举办讲经法会。为满足海内外信徒的要求,两寺还启建大型水陆法会。近年来两寺还组织佛教法务团先后到美国、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启建水陆法会。由于做佛事的时间、仪轨等均保持传统的丛林风格,因而受到了海内外信徒的赞扬。而这种组织法务团到海外启建水陆法会的活动,也成为沟通海外佛教徒与祖国联系的一种纽带。

上海各寺庙的僧众,不仅坚持宗教学修,而且十分重视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几个较大的寺庙,都设有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等,既方便了香客和游客,又增加了寺庙的收入。如玉佛寺的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的收入,占寺庙收入的较大比重。静安寺单是香积斋供应素面,全年收入即可达百余万元,除职工开支外,有大量积余可作修复寺庙建筑之用。

近年来,上海市佛教协会建立了佛教实业社,恢复了上海佛学书局。不久以前,又组建了综合经营的“上海十方实业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国际旅行社”。此外,还加强了佛教寺庙房产的管理和开发。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属于发扬佛教农禅并重优良传统的部份,也都是属于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四)佛教所发扬的重视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历来重视国际友好交流活动。早在唐代,我国高僧的西行东渡,在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史上树立了丰碑。

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法,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所履一三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二○夹,六五七部。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开创了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新纪元。

鉴真和尚,五次东渡日本失败,第六次取得成功,到达日本弘法。他除在日本开创了日本律宗,带去大量的佛经、佛像外,还带去了佛教建筑艺术、塑像艺术,王羲之、献之真迹及书法艺术,医药学知识等,对发展日本建筑、雕塑、美术、书法及医学等都有一定的贡献。日本的豆腐业、饮食业和酿造业等的行业技艺,亦均为鉴真所授。所有这些,都在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

近数十年来,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八零年,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三○○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了中日友好新的热潮。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对赵朴老、隆莲法师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以及韩国东国大学都对赵朴老赠于奖金、授予名誉学位,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中国佛教同日本佛教的友好关系现在已发展到祖庭庄严、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我所住持的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与日本京都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在中日佛教的友好关系史上也增添了新的篇章。

我国佛教界同泰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一九八九年,泰国国王委托驻华大使将前僧皇准备访华赠送一尊铜铸馏金释迦牟尼佛像、巴利三藏圣典、法物供器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供奉在佛牙舍利塔的大殿。泰国佛教界多次向我国赠送佛像。一九九三年六月,泰国僧皇智护尊者应邀访华,受到我国政府和佛教界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了僧皇座下,这是中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友好交流的一大盛事。我国佛教界也多次应邀访问泰国。一九九四年五月,应泰国内政部长的邀请,我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前往泰国,参加曼谷市民举行的盛大“月圆日”庆典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多次接待了斯里兰卡大德高僧的来访,并多次派团前往访问。斯里兰卡政府领导人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了佛像。我国赴斯留学僧受到精心培养和殷切关照。

朝鲜佛教联盟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佛教协会派团进行回访,还接待了两批朝鲜佛教研修生前来我国寺院参学。

中国佛教协会多次接待了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和主要宗派负责人来访,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也多次前往韩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及友好访问。

我国佛教界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都进行了友好交往。中国佛教协会派团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多届大会,多次出席国际性的宗教首脑会议和佛教学术会议。又与兄弟宗教共同组团多次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的大会,还在北京承办了“世宗和”的国际理事会议。

近年来我们上海佛教界同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也非常频繁。上海佛教界先后接待了数以千万计的国际友人。最近五年来,曾接待国际宗教代表团六十余个,约1500人次。特别是一九九三年五月,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在上海友谊会堂联合为日本佛教界领袖山田惠谛长老和庭野日敬先生、田泽康三郎先生举行盛大寿宴,谱写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上海佛教界也不断出访世界各国和海外地区。明旸法师先后出访过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新加坡、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两次参加国际宗教会议。我也先后访问过日本、印度、美国、泰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卢森堡、菲律宾等国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数次参加国际宗教会议。

中国佛教界(包括上海佛教界)发扬了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种种友好交往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五)佛教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佛教历来重视学术研究。古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和撰写的佛教著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十多年来,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九七九年,中国佛教协会建立了佛教图书文物馆,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展了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修整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经籍;创办了新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编印《法音文库》丛书;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出版佛教文化书刊。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近年来以“办刊”、“出书”、“译经”、“编藏”等为重点,弘扬佛教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办刊”方面,它先后办有《佛教文化》期刊、《佛学研究》年刊和副刊《佛教研究资料》。“出书”方面,它计划出版《中国佛教文化丛书》、《中国佛教文化小丛书》、《中国佛教文化通俗读物》等。“译经”方面,则成立译经室,专事南传大藏经汉译,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对译,世界佛学名著今译的工作。“编藏”方面,拟重新整编《汉文大藏经》。

近年来,上海的佛教事业有所发展,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上海市佛教协会会刊《上海佛教》,已出至四十多期。上海佛学书局恢复三年多来,出版、印行佛教书籍220余种,共250余万册。圆明讲堂再版了《圆瑛法汇》共四十余万册。静安寺也出版了《持松法师论着选集》第一册。上海佛协与中国佛协编撰了《中国佛教名寺古刹》。明旸法师编撰了《佛法概要》、《明旸诗选》、《海外弘法参访记》,主编了《圆瑛大师年谱》、《圆瑛法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共发行十几万册。我则撰写了《玉佛丈室集》九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二种和《真禅禅藻集》,主编了《上海玉佛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和《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玉佛禅寺》画册三种等,发行数十万册。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还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等。

佛教界发扬了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以上所述的五点,包括了佛教思想及其优良传统等等,可以说都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这些功能,都能促使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我认为佛教是可以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二、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前提

佛教之所以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前提。

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说:实现“相适应”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完整的解释是: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关于“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我的理解是,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确实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特别是一九八二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在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这些成绩,在佛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复查了佛教界人士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错划右派等问题,给以平反纠正。

其次,恢复开放了一大批佛教寺庙和活动场所,使广大佛教徒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中上海市主要有:普陀区的玉佛寺、真如寺,静安区的静安寺、圆明讲堂、上海佛教居士林,南市区的沉香阁、慈修庵,徐汇区的龙华寺,卢湾区的法藏寺,长宁区的福缘庵,虹口区的下海庙,宝山区的梵王宫、静修庵,金山县的五龙寺、松隐寺,青浦县的报国寺、颐浩寺,松江县的西林寺、东禅寺,川沙县的潮音庵、宝莲庵、长仁寺,南汇县的清凉庵、巽龙庵、定慧庵,奉贤县的万佛阁,崇明县的寿安寺、广福寺、慎修庵,嘉定县的吴兴寺,浦东新区的庆云寺等。

第三,恢复了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性的佛教协会,建立了统一的佛教领导机构。

第四,恢复和建立了一批佛学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佛教事业接班人。

第五,保护了佛教在编辑、出版、经售佛教书刊、典籍、图像及其它佛教用品的权利。

第六,保护了佛教团体房屋财产的产权等。佛教的房产归佛教团体所有,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七,保护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并在法律条文上作出具体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四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等。

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就是使“相适应”从可能变成现实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基本要求

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相适应,除了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及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基本前提外,它对我们佛教和佛教徒也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也就是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所说的:“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关于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这是“相适应”对我们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佛教界做得都比较好。

对于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主要是指我们佛教界在同各国佛教界人士进行互相访问,友好往来,开展佛教学术文化交流等的交往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佛教团体的原则,坚决抵制国际上一些佛教组织妄图控制我国佛教的企图。同时坚决拒绝任何外国佛教团体和佛教界人士插手干预我国佛教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佛教组织(包括它们所控制的机构)用任何方式来我国传教。至于按照佛教的传统习惯,外国佛教徒和国外侨胞、台港澳同胞在我境内对寺庙给予布施,可以接受。但如果是大宗捐献布施,虽不附带任何条件,亦须报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方可由佛教团体出面接受。我们上海佛教界严格遵守了这些规定。我每年要出访好多次,与各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流活动,从未发生过有外国佛教势力来干涉我们上海佛教事务等问题。但对此我们仍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至于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首先应该做到的。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是我们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我们佛教界提倡的“爱国爱教”的原则,就包括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佛教徒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爱教必先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不可分割,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佛教界并不尽如人意。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份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逐名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情况相当严重,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佛教徒“违法乱纪,刑事犯罪”,当然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赵朴老提出要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即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

总起来说,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又有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前题,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而变为现实。但是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我们佛教徒都能响应赵朴老的号召,人人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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