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 觉醒法师
玉佛修缮 禅寺服务
在线捐赠 梵呗梵乐
玉佛春秋 觉群志工
首页 > 专题 > 玉佛春秋专题 > 真禅专题 > 思想理念 > 正文
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和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业露华

真禅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著名僧人,他一生的活动,对当代中国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年是真禅长老圆寂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作为中国佛教一代爱国爱教的高僧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真禅长老以弘法利生为家务,以服务社会和报效社会为实践,开启了上海佛教事业的新气象,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的传人,真禅长老对中国佛教的禅学思想,一直给以十分的关注。他在繁忙的弘法事务之余,曾撰写有关佛教禅学思想和禅宗历史的文章多篇,论述禅宗发展的轨迹和他对禅学理论和禅的实践之体会。本文即就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和实践作一简单的论述,以缅怀这位当代高僧。

一.禅的师承

真禅法师1916年生于江苏东台县,自幼出家,先后在东台三昧寺、焦山定慧寺、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及南京华严师范学院学习佛学。特别是在镇江竹林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的学习生活,为他的佛学素养打下了基础,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据镇江方志记,竹林寺始建于晋武帝永和三年(374年)。原名叫“静众寺”,因其地处夹山,因此亦称夹山禅院。后来寺院颓圮,明崇祯年间得以重建。因寺院依山傍水,周围遍栽青青翠竹,而寺院隐身于莽莽竹海之中,远远望去只见竹林不见寺,于是被称为竹林寺。民国17年(1928年),寺院的方丈霭亭在这里兴办竹林寺佛学院,前后共历五届,共培养学僧200余人。真禅法师就是在此时进入竹林寺佛学院学习的。

江浙一带在历史上就是佛教禅宗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宋以后所谓江南禅宗的“五山十刹”,主要就是在这个地区。真禅法师学习的竹林寺,即是一注重农禅并重的寺院,因此他一直受着禅学精神的滋养。

当时竹林佛学院有震华法师,因自幼天资聪颖,精通世学内典,深得霭亭老和尚赏识,因此被聘为竹林佛学院主讲,后又被任命为竹林寺监院和竹林佛学院院长。真禅法师在竹林佛学院受震华法师亲炙,打下了深厚的佛学基础。震华法师对他也非常器重,时时指导,还曾于竹林寺传戒时命其任衣钵之职。后来震华法师受聘为上海玉佛禅寺住持,在寺内创办上海佛学院,即召真禅前来相助。真禅与上海玉佛禅寺的因缘即由此起。1945年,真禅应震华法师之召回竹林寺,得震华法师传法授记,正式成为临济传人。

二.禅的研究

真禅法师曾说,“我是夹山禅学的传人,故对中国禅宗的历史比较重视”。真禅法师一直重视禅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他曾撰写和发表多篇关于禅学思想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结集,以《禅宗佛教思想论集》为题,作为“上海玉佛禅寺丛书之二十四”出版。论集中收录了他《再论菩提达摩的禅法》、《慧可禅学思想的特色》、《道信在禅宗形成中的主要贡献》、《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及其传承》、《神秀的禅学思想及其传承》、《神会的禅学思想及后人的评析》、《虚云和尚及其禅学思想》等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禅法师对中国佛教的禅宗,特别是从达摩到慧能的禅宗法脉的传承,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和分析。其中特别对达摩的“二入四行”、僧璨的《信心铭》等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四祖道信在禅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肯定,并对牛头法融与道信的师承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法融的禅法出于道信,道信曾付以所受僧璨之顿教法门。”

除了对禅宗历史的研究,真禅法师对禅宗和禅学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盛行不衰,也深有感触,认为禅宗及其禅学思想从古至今能够盛行不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禅的弘传方式有独到之处。他说,“禅宗从菩提达摩开始,即宣扬‘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这是一种简捷方便的传法方法,无须长年累月的诵读经典,无须论资排辈,无须经过一次次的考核,只要对祖师的启示有所领悟,就能一下子得传禅法的衣钵。

其次是以山林作为弘传禅法的据点,禅宗扎根于山间农村,以深山老林作为弘法的根据地,这种远离大城市,远离皇室官府,便于接近下层劳动者的宗教,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第三是禅宗的理论适应广大佛教徒的需求。他认为禅宗宣扬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民族平等思想,因而能吸引更多的教徒,使禅宗能够长期来盛行不衰。

另外,禅宗坚持农禅并重的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禅宗南宗的胜利,实际上是标志着农禅的胜利。真禅法师认为,禅宗本来就是以修习禅定而得名,但从四祖道信开始,即打破了这种局限,提出了劳作和坐禅并重的口号,这就是所谓“农禅并重”的原则。正是由于农禅并重原则的实施,使得黄梅双峰山四祖道场,虽然聚集了五百余修习者,但能够做到既不靠官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又不靠向施主募化,主要依靠农禅并重的原则,自己开垦土地,平等劳动创造财富,使得道场一直维持下来。这一原则一直被禅宗历代禅师们继承下来。五祖的东山法门,也是提倡僧人都要参加劳动。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门下时,一直做着劈柴踏碓的体力劳动。真禅法师还进一步认为,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和一部分禅僧及其宗系,正是因为受到官方扶持,以正宗自居,放弃了农禅并重的原则,从而出现了宗派的分立和纠纷。当时发生的南宗和北宗的对立,也即所谓“南能北秀”,表面上是有没有受到官府支持的区别,实际上在其背后,则蕴藏着究竟是遵循农禅的原则,还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分歧。“而南宗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农禅的胜利。”由此,真禅法师得出结论:禅宗的最终取得成功,最后压倒其他一切宗派,几乎取代其他一切宗派,主要是在于它坚持了这种僧侣自己劳动,自己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原则,也就是农禅并重的原则。

禅宗慧能的南宗和神秀的北宗两大派,主要分歧在于对于悟和修的看法不同。慧能一系南禅主张顿悟,主张“本来无一物”,南宗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旨趣与神秀一系重视的“时时勤拂拭”完全不同。当然这主要是在禅的宗旨和修行方法上的重大区别。南宗最终取得胜利,成为禅宗的正统而得以在后世被继承发扬,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真禅法师在此之外,则指出两者在坚持农禅方面的不同态度,以及南宗的最后胜利标志着农禅的胜利,则是十分强调了农禅制度在中国佛教禅宗的传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禅制度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一项重要制度,曾经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唐武宗毁佛后,佛教禅宗正是有了农禅制度,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很快得到恢复发展。因此真禅法师认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中国佛教许多寺院中仍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法,仍然发扬着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努力。真禅法师认为这也是禅宗及禅学思想至今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真禅法师还体会到,禅宗的丛林清规和寺院管理制度,也是禅宗及其禅学思想能够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古代印度的佛教只是“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没有具体的寺院管理规定。而禅宗的百丈怀海禅师根据禅宗的僧伽发展需要,制定了一整套寺院僧众日常必须遵行的制度,即《百丈清规》。《百丈清规》不仅规定了寺院建构诸如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还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等规则。正是这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才使得今天中国佛教各大寺院虽然法务繁盛,香客游人众多,仍能够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除此而外,真禅法师认为禅宗所饱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巨大影响,为后来禅宗及禅学思想的流行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真禅法师对禅宗的研究是很深入的,特别是对禅宗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中国社会生生相息,长盛不衰,深有体会。而正是这样的研究,并将研究心得灵活运用,才使得他能够在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也因此使他能够成为当代影响深远的一代高僧。

三.禅的理解

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是将禅的思想与人间佛教思想相结合,认为禅的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

禅,本来是一种修行,一种思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因此,由于各人根机不同,境遇不同,对禅的理解也不一样。真禅法师在《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一文中说,“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印度有印度的禅,中国有中国的禅,日本有日本的禅。一句话,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派别的人,对禅的理解都是各不相同的。”不仅印度禅、中国禅、日本禅之间对禅的理解不同,即使就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历程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达摩西来,其所传“二入四行”的禅法,就与当时中国佛教所流行的禅法不一样。达摩禅法一脉相传,到四祖道信在黄梅传法,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其间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五祖门下南能北秀,各自对禅的理解差别甚大。六祖门下的一花五叶,虽然都禀承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宗旨,但各自的宗风和门庭设施又各不相同。

那么,真禅法师对禅和禅学思想的理解又是如何的呢?首先,真禅法师认为,“正是由于禅的内涵在其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不尽相同,所以在当今之世,人们对禅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其实也正是禅的生命力和禅思想发展的一种体现。禅宗和禅思想的发展,正是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禅的内涵,才使禅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繁荣,得以兴盛。各人对禅的理解,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禅又是体现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体现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中,所以才会使得人们如痴如醉,去向往它,去参究它。

真禅法师认为,佛法与世间有着密切关系。禅法也是如此,它存在于人间,而且要利益人间。“如果离开了人间,就不会有禅法,也就谈不上修禅。”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陀降生于世间,得道于世间,说法于世间,涅槃于世间。佛法离不开世间,如果离了世间,那佛法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历代祖师都非常重视将禅的修行融化于日常生活中去。如有僧人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在用功吗?大珠慧海禅师回答道,当然用功啊!那僧人进一步问道,那师父是怎么用功的呢?慧海禅师回答他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好一个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就是将禅的修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了。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既然如此,禅师的修行,与常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珠慧海禅师说,别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百种需索”;该睡觉时又不好好睡觉,“千般计较”,这就是最大的区别。要做到没有“百种需索”和“千般计较”,心无杂念妄想,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安住当下,心行合一,不分别取舍,这就是禅的境界。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对惠明和尚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幺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于言下大悟。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心断念绝,直指本来面目之时,也就是禅宗所说悟的境界。惠明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言下大悟。到了这个境界,即使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体现了禅的妙用、禅的境界。由此,则禅的思想,禅的境界,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此真禅法师是深有体会的,他说:“修禅的人,一定要把禅的精神贯彻到学习、研究、工作和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贯彻到日常威仪和自己的修持的生活之中。这样,就能将禅与我、我与禅融为一体,达到我空、法空的境界。”

由此,进一步说,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因此真禅法师认为,禅学思想内容是丰富多采的,而就禅僧的学禅、修禅来说,则其基本内容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他认为,人间佛教思想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自利’和‘利他’,也就是净化自己和利益人群。”

四.禅的实践

将禅的思想归结为人间佛教思想,并且将人间佛教思想概括为净化自己和利益人群,这是真禅法师从当时佛教所处的境况,并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复兴佛教的职责所提出的。真禅法师后半生适逢我国改革开放,中国佛教处于这一时代,也正是百废待举之时。如何适应时代之发展,恢复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当时中国佛教面临的重大现实。真禅法师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在对中国佛教禅宗和禅的思想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主张将禅的思想融合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将禅宗的制度和传统运用到寺院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则以禅学思想和人间佛教思想相结合,并将人间佛教思想概括为自利、利他两个方面。

关于继承禅宗丛林制度的实践,真禅法师说:“我们上海玉佛禅寺,就是依据禅宗所遗留下来的丛林清规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寺院管理制度,继续和发扬了农禅并重的道风。”当时上海玉佛禅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禅宗的丛林制度和现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由于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因此玉佛禅寺的法务繁忙,香客众多,游人如织,但各项工作都能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他们还遵照禅宗的农禅并重的精神,在寺院内组织全体僧众和职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坚持参加寺院内的工作和力所能及的,诸如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各种服务性劳动,这些举措受到了海内外信徒的赞扬。

在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真禅法师认为,所谓自利就是要净化自己,就是要通过严格遵守戒律和各种禅门规定,坚持各种修行活动;所谓利他就是利益人群,广修六度四摄,包括植树造林,造桥修路,救灾扶伤,敬老慈幼,施医舍药等等,实践佛陀遗教,真正利益人群。

作为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的传人,真禅法师正是认真研究和贯彻了禅宗和禅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才使其成就为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位高僧。

思想理念

当前位置: 首页 > 专题 > 玉佛春秋专题 > 真禅专题 > 思想理念 > 正文
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和实践
发布日期:2016-05-26 17:16:48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业露华

真禅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著名僧人,他一生的活动,对当代中国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年是真禅长老圆寂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作为中国佛教一代爱国爱教的高僧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真禅长老以弘法利生为家务,以服务社会和报效社会为实践,开启了上海佛教事业的新气象,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的传人,真禅长老对中国佛教的禅学思想,一直给以十分的关注。他在繁忙的弘法事务之余,曾撰写有关佛教禅学思想和禅宗历史的文章多篇,论述禅宗发展的轨迹和他对禅学理论和禅的实践之体会。本文即就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和实践作一简单的论述,以缅怀这位当代高僧。

一.禅的师承

真禅法师1916年生于江苏东台县,自幼出家,先后在东台三昧寺、焦山定慧寺、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及南京华严师范学院学习佛学。特别是在镇江竹林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的学习生活,为他的佛学素养打下了基础,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据镇江方志记,竹林寺始建于晋武帝永和三年(374年)。原名叫“静众寺”,因其地处夹山,因此亦称夹山禅院。后来寺院颓圮,明崇祯年间得以重建。因寺院依山傍水,周围遍栽青青翠竹,而寺院隐身于莽莽竹海之中,远远望去只见竹林不见寺,于是被称为竹林寺。民国17年(1928年),寺院的方丈霭亭在这里兴办竹林寺佛学院,前后共历五届,共培养学僧200余人。真禅法师就是在此时进入竹林寺佛学院学习的。

江浙一带在历史上就是佛教禅宗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宋以后所谓江南禅宗的“五山十刹”,主要就是在这个地区。真禅法师学习的竹林寺,即是一注重农禅并重的寺院,因此他一直受着禅学精神的滋养。

当时竹林佛学院有震华法师,因自幼天资聪颖,精通世学内典,深得霭亭老和尚赏识,因此被聘为竹林佛学院主讲,后又被任命为竹林寺监院和竹林佛学院院长。真禅法师在竹林佛学院受震华法师亲炙,打下了深厚的佛学基础。震华法师对他也非常器重,时时指导,还曾于竹林寺传戒时命其任衣钵之职。后来震华法师受聘为上海玉佛禅寺住持,在寺内创办上海佛学院,即召真禅前来相助。真禅与上海玉佛禅寺的因缘即由此起。1945年,真禅应震华法师之召回竹林寺,得震华法师传法授记,正式成为临济传人。

二.禅的研究

真禅法师曾说,“我是夹山禅学的传人,故对中国禅宗的历史比较重视”。真禅法师一直重视禅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他曾撰写和发表多篇关于禅学思想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结集,以《禅宗佛教思想论集》为题,作为“上海玉佛禅寺丛书之二十四”出版。论集中收录了他《再论菩提达摩的禅法》、《慧可禅学思想的特色》、《道信在禅宗形成中的主要贡献》、《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及其传承》、《神秀的禅学思想及其传承》、《神会的禅学思想及后人的评析》、《虚云和尚及其禅学思想》等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禅法师对中国佛教的禅宗,特别是从达摩到慧能的禅宗法脉的传承,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和分析。其中特别对达摩的“二入四行”、僧璨的《信心铭》等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四祖道信在禅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肯定,并对牛头法融与道信的师承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法融的禅法出于道信,道信曾付以所受僧璨之顿教法门。”

除了对禅宗历史的研究,真禅法师对禅宗和禅学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盛行不衰,也深有感触,认为禅宗及其禅学思想从古至今能够盛行不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禅的弘传方式有独到之处。他说,“禅宗从菩提达摩开始,即宣扬‘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这是一种简捷方便的传法方法,无须长年累月的诵读经典,无须论资排辈,无须经过一次次的考核,只要对祖师的启示有所领悟,就能一下子得传禅法的衣钵。

其次是以山林作为弘传禅法的据点,禅宗扎根于山间农村,以深山老林作为弘法的根据地,这种远离大城市,远离皇室官府,便于接近下层劳动者的宗教,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第三是禅宗的理论适应广大佛教徒的需求。他认为禅宗宣扬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民族平等思想,因而能吸引更多的教徒,使禅宗能够长期来盛行不衰。

另外,禅宗坚持农禅并重的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禅宗南宗的胜利,实际上是标志着农禅的胜利。真禅法师认为,禅宗本来就是以修习禅定而得名,但从四祖道信开始,即打破了这种局限,提出了劳作和坐禅并重的口号,这就是所谓“农禅并重”的原则。正是由于农禅并重原则的实施,使得黄梅双峰山四祖道场,虽然聚集了五百余修习者,但能够做到既不靠官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又不靠向施主募化,主要依靠农禅并重的原则,自己开垦土地,平等劳动创造财富,使得道场一直维持下来。这一原则一直被禅宗历代禅师们继承下来。五祖的东山法门,也是提倡僧人都要参加劳动。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门下时,一直做着劈柴踏碓的体力劳动。真禅法师还进一步认为,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和一部分禅僧及其宗系,正是因为受到官方扶持,以正宗自居,放弃了农禅并重的原则,从而出现了宗派的分立和纠纷。当时发生的南宗和北宗的对立,也即所谓“南能北秀”,表面上是有没有受到官府支持的区别,实际上在其背后,则蕴藏着究竟是遵循农禅的原则,还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分歧。“而南宗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农禅的胜利。”由此,真禅法师得出结论:禅宗的最终取得成功,最后压倒其他一切宗派,几乎取代其他一切宗派,主要是在于它坚持了这种僧侣自己劳动,自己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原则,也就是农禅并重的原则。

禅宗慧能的南宗和神秀的北宗两大派,主要分歧在于对于悟和修的看法不同。慧能一系南禅主张顿悟,主张“本来无一物”,南宗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旨趣与神秀一系重视的“时时勤拂拭”完全不同。当然这主要是在禅的宗旨和修行方法上的重大区别。南宗最终取得胜利,成为禅宗的正统而得以在后世被继承发扬,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真禅法师在此之外,则指出两者在坚持农禅方面的不同态度,以及南宗的最后胜利标志着农禅的胜利,则是十分强调了农禅制度在中国佛教禅宗的传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禅制度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一项重要制度,曾经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唐武宗毁佛后,佛教禅宗正是有了农禅制度,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很快得到恢复发展。因此真禅法师认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中国佛教许多寺院中仍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法,仍然发扬着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努力。真禅法师认为这也是禅宗及禅学思想至今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真禅法师还体会到,禅宗的丛林清规和寺院管理制度,也是禅宗及其禅学思想能够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古代印度的佛教只是“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没有具体的寺院管理规定。而禅宗的百丈怀海禅师根据禅宗的僧伽发展需要,制定了一整套寺院僧众日常必须遵行的制度,即《百丈清规》。《百丈清规》不仅规定了寺院建构诸如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还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等规则。正是这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才使得今天中国佛教各大寺院虽然法务繁盛,香客游人众多,仍能够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除此而外,真禅法师认为禅宗所饱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巨大影响,为后来禅宗及禅学思想的流行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真禅法师对禅宗的研究是很深入的,特别是对禅宗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中国社会生生相息,长盛不衰,深有体会。而正是这样的研究,并将研究心得灵活运用,才使得他能够在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也因此使他能够成为当代影响深远的一代高僧。

三.禅的理解

真禅法师对于禅学的理解,是将禅的思想与人间佛教思想相结合,认为禅的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

禅,本来是一种修行,一种思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因此,由于各人根机不同,境遇不同,对禅的理解也不一样。真禅法师在《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一文中说,“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印度有印度的禅,中国有中国的禅,日本有日本的禅。一句话,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派别的人,对禅的理解都是各不相同的。”不仅印度禅、中国禅、日本禅之间对禅的理解不同,即使就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历程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达摩西来,其所传“二入四行”的禅法,就与当时中国佛教所流行的禅法不一样。达摩禅法一脉相传,到四祖道信在黄梅传法,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其间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五祖门下南能北秀,各自对禅的理解差别甚大。六祖门下的一花五叶,虽然都禀承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宗旨,但各自的宗风和门庭设施又各不相同。

那么,真禅法师对禅和禅学思想的理解又是如何的呢?首先,真禅法师认为,“正是由于禅的内涵在其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不尽相同,所以在当今之世,人们对禅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其实也正是禅的生命力和禅思想发展的一种体现。禅宗和禅思想的发展,正是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禅的内涵,才使禅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繁荣,得以兴盛。各人对禅的理解,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禅又是体现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体现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中,所以才会使得人们如痴如醉,去向往它,去参究它。

真禅法师认为,佛法与世间有着密切关系。禅法也是如此,它存在于人间,而且要利益人间。“如果离开了人间,就不会有禅法,也就谈不上修禅。”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陀降生于世间,得道于世间,说法于世间,涅槃于世间。佛法离不开世间,如果离了世间,那佛法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历代祖师都非常重视将禅的修行融化于日常生活中去。如有僧人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在用功吗?大珠慧海禅师回答道,当然用功啊!那僧人进一步问道,那师父是怎么用功的呢?慧海禅师回答他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好一个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就是将禅的修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了。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既然如此,禅师的修行,与常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珠慧海禅师说,别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百种需索”;该睡觉时又不好好睡觉,“千般计较”,这就是最大的区别。要做到没有“百种需索”和“千般计较”,心无杂念妄想,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安住当下,心行合一,不分别取舍,这就是禅的境界。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对惠明和尚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幺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于言下大悟。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心断念绝,直指本来面目之时,也就是禅宗所说悟的境界。惠明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言下大悟。到了这个境界,即使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体现了禅的妙用、禅的境界。由此,则禅的思想,禅的境界,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此真禅法师是深有体会的,他说:“修禅的人,一定要把禅的精神贯彻到学习、研究、工作和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贯彻到日常威仪和自己的修持的生活之中。这样,就能将禅与我、我与禅融为一体,达到我空、法空的境界。”

由此,进一步说,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因此真禅法师认为,禅学思想内容是丰富多采的,而就禅僧的学禅、修禅来说,则其基本内容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他认为,人间佛教思想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自利’和‘利他’,也就是净化自己和利益人群。”

四.禅的实践

将禅的思想归结为人间佛教思想,并且将人间佛教思想概括为净化自己和利益人群,这是真禅法师从当时佛教所处的境况,并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复兴佛教的职责所提出的。真禅法师后半生适逢我国改革开放,中国佛教处于这一时代,也正是百废待举之时。如何适应时代之发展,恢复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当时中国佛教面临的重大现实。真禅法师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在对中国佛教禅宗和禅的思想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主张将禅的思想融合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将禅宗的制度和传统运用到寺院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则以禅学思想和人间佛教思想相结合,并将人间佛教思想概括为自利、利他两个方面。

关于继承禅宗丛林制度的实践,真禅法师说:“我们上海玉佛禅寺,就是依据禅宗所遗留下来的丛林清规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寺院管理制度,继续和发扬了农禅并重的道风。”当时上海玉佛禅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禅宗的丛林制度和现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由于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因此玉佛禅寺的法务繁忙,香客众多,游人如织,但各项工作都能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他们还遵照禅宗的农禅并重的精神,在寺院内组织全体僧众和职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坚持参加寺院内的工作和力所能及的,诸如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各种服务性劳动,这些举措受到了海内外信徒的赞扬。

在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真禅法师认为,所谓自利就是要净化自己,就是要通过严格遵守戒律和各种禅门规定,坚持各种修行活动;所谓利他就是利益人群,广修六度四摄,包括植树造林,造桥修路,救灾扶伤,敬老慈幼,施医舍药等等,实践佛陀遗教,真正利益人群。

作为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的传人,真禅法师正是认真研究和贯彻了禅宗和禅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才使其成就为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位高僧。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