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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禅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管窥

上海玉佛禅寺  觉醒

真禅法师(1916—1995),江苏东台人,自幼出家,受具足戒后,曾先后就读于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师事过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应慈、圆瑛、常惺、震华等著名法师。1945年抗战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苏州狮林寺、镇江竹林寺监院、竹林寺住持并兼任竹林佛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他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并且积极从事寺庙管理及弘法利生工作。文革中,真禅法师坚留寺内,为保护玉佛寺免受毁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79年,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玉佛寺方丈;1983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任上海佛学院院长;1988年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此外,他还兼任过上海静安寺、开封大相国寺住持。真禅法师认真学习并且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推进佛教界实践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年轻时期开始,真禅法师在刻苦修行的同时勤于学习三藏,精研大小乘佛法和中国佛教史,对《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净土三部经”等经典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教理,都有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在上海和到各地参访和传法过程中经常向僧俗弟子、普通民众讲经说法,并且坚持孜孜不倦地写作,主要著作有《玉佛丈室集》10辑及《玉佛寺小丛书》27本。

综贯真禅法师的一生,“爱国爱教”是他矢志不移的思想基础,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贯穿着这根红线。

在《回忆圆瑛大师》一文中,真禅法师指出:“我经常告诫我的弟子辈,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所谓‘爱国’,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要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作贡献。所谓‘爱教’,就是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即爱佛教教义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等。我还经常对一些青年僧人讲,爱国爱教的原则本身是一个辩证的关系,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

在《培养青年僧才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一文中,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所谓‘两爱’,就是‘爱国爱教’。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

围绕“爱国爱教”的主题,真禅法师在社会、慈善、教育、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本文拟通过对真禅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的研究,发掘出大师思想深层最闪光的东西,从而为今人乃至后人,在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教益和启迪。

了解真禅法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爱国人士和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八十年的生命历程,真禅法师有着太多的爱国言行,这里只能略举一二以窥其豹:

(一)、爱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自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上海佛教界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寺院道场、重振僧人队伍的同时,真禅法师就以其卓越的胆识,积极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他多次指出:“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得‘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成为现实。” (《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在谈到佛教徒爱国守法问题时,真禅法师说:“至于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首先应该做到的。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是我们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 (同上)在这里,真禅法师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看成是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脱离社会、藐视社会、拒斥社会的人,可想而知,谈何对佛法精神透彻领悟、身体力行呢?在理解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关于加强自身建设问题时,真禅法师指出:“佛教徒‘违法乱纪,刑事犯罪’,当然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赵朴老提出要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即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 (同上)从而把中国佛教协会一再强调的五项建设与能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联系在一起,以警视广大佛教徒勿忘自身建设,自觉遵纪守法。在《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一文中,真禅法师进一步总结认为:“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又有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前提,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而变为现实。但是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我们佛教徒都能响应赵朴老的号召,人人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

(二)、爱国就是要热心慈善,为社会稳定和谐作贡献。

上海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来,上海佛教界在真禅法师与明旸法师率先垂范下,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无论是在扶贫赈灾、希望工程,还是在社会公益、再就业工程等方面,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为社会献上了佛教界一片真诚的爱心。从1984年起,真禅法师就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捐赠财物。1988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年年进行捐赠。1991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70余万元,崭新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在1995年11月中旬庆贺八十寿辰的大会上,真禅法师公开宣布:将来自各地的善信和弟子们赠送的全部寿仪香金二百万元,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江苏东台安丰镇真禅学校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他以大乘菩萨慈悲济世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实践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宗旨。十多年来,真禅法师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700余万元。为此,各有关部门给予真禅法师以极大的荣誉,纷纷赠以锦旗、奖状和捐赠证书。同时先后聘他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还评选他为热情支持普教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会长先后两次写信给真禅法师,对他率领上海市佛教界捐款赈灾的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

真禅法师不仅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而且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号召大家都来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一文中,真禅法师指出:“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盘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一文中又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又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的外缘,”他还提出:“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最后指出:“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众生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2000年12月1日,在真禅法师圆寂五周年之际,玉佛寺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梵乐演唱会,会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们献演了一出名为“真禅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小品,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喊出的“真禅爷爷,您在哪里?”的充满深情的话语,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动容和落泪。这是对真禅法师一贯热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怀残疾儿童的回报,表达了孩子们对真禅法师的深深眷念与热爱。

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在《难忘的记忆,深切的缅怀》一文中回忆说:“为进一步掀起救灾高潮,真禅法师还积极组织书画义卖赈灾活动,并动员说:‘佛教界举办书画义卖,是为了支持灾区人民,希望佛教界广大同仁,发扬佛陀人溺己溺的慈悲精神,踊跃认购字画,以此功德奉献一颗爱心。’为深入发动赈灾,真禅法师还在玉佛寺举办的‘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水陆大法会上动员说:‘我们举办水陆法会,不要忘记还有上千万人深受水灾之苦,我们应发菩提心,救苦救难,急国家之所急,想灾区人民之所想,继续搞好救灾活动’”。从真禅法师的动员中,我们深深感觉到,不多的话语中折射出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情怀。

(三)、爱国就是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祖国的大好形势。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对外交往”。佛教不存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问题,佛教“和平至上”的教义又决定了它不会主动参与到各种国际纷争之中去,因此佛教有着先决的“对外交往”的条件。佛教徒理应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借助“入世”之后对外交往方面的便利,积极主动地实现与世界佛教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当世界和平大使角色,努力完成其它界别人员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佛教教义所大力倡导的基本精神。真禅法师自担任玉佛寺方丈以来,十分重视同国际友人的友好交往。他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一个修持道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他要求玉佛寺的僧众,要努力做好接待工作。在接待中,他坚持“在教言教”的原则,主动向国际友人宣传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玉佛寺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约300余万人次。其中有许多是政府首脑、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真禅法师不仅在玉佛寺亲自接待了大量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同时,他还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十多年来,先后应邀到日本、印度、美国、法国、新加坡等20余国和港澳台地区弘法访问,多次出席国际宗教和平会议,为弘扬佛法,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真禅法师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其中以1994年8月赴欧洲七国弘法参访最引人注目。这次他先后参访了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七国,所经时间之长,所历国家之多,所行路途之远,所起影响之大,均属前所未有。在参访中,真禅法师向西欧七国的佛教信徒和华裔、侨胞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上海经济腾飞、浦东开发的情况,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佛教界香火兴旺、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通过出访也对西欧七国的佛教现状,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有所了解。他还广交朋友,倾听了许多爱国华人、侨胞怀念祖国、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心声。在访问中,真禅法师一行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法师、居士以及各国同乡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真禅法师在访问期间,还为各国的信众讲开示数十次,先后讲演了《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长寿》、《佛法与哲学》等专题。许多信众听后非常高兴,齐声赞叹“因缘殊胜”。此外,欧洲的一些中文报纸,如《星岛日报》和《欧洲时报》等,还对真禅法师到欧洲访问作了及时报道,充分体现出华侨新闻界及广大侨胞对真禅法师的爱戴和仰慕之情。

(四)、爱国就是要倡导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在真禅法师看来,“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在佛教界是影响巨大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人间何处有净土,因此要实现他这种人间佛教的理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论人间净土》) 按照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说法,人间佛教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思想”和“三个传统”。  “一种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三个传统”就是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真禅法师认为:“传统佛教教义中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所以会受到全国佛教徒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这固然是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大力号召,同时也由于这一思想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广大佛教徒和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都把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传统思想,是每个佛教徒必须奉行的基本信条,也是每个佛教徒修行的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是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下,广大佛教徒正满怀豪情,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大乘佛教教义中的利他精神,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

(五)、爱国就是要学习前辈先贤的高贵品德,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而努力。

在《在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一文中,真禅法师回顾了他与圆瑛大师的一段交往经历。1952年10月,圆瑛大师在圆明讲堂主持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的水陆道场和讲经法会。真禅法师应请在圆瑛大师身边承担大量法务工作,并且借此机会认真观摩、学习举办大型法会的方法和知识。在这期间,真禅法师对圆瑛大师终生为之奋斗的爱国爱教的精神和体现在这次法会中的爱国爱教的情怀,有了生动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对他以后的修行和弘法利生的实践影响极大。在回顾这段经历后,真禅法师提出,在新的时代,中国佛教徒应当继承并发扬圆瑛大师倡导的爱国爱教的精神。他说:“这次盛大的法会,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这些启发和教育,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始终是和祖国的昌盛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祖国强盛了,我们的佛教事业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祖国的昌盛。二、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也是和人民的安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的生存和温饱尚且得不到保证,哪有心思来信仰佛教和参加佛事活动呢?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人民的安乐。三、 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也是和世界持久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想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人人面临亡国和家破人亡的威胁,全国人民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之中,哪里有可能到佛教寺院去烧香拜佛呢?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世界永久和平。四、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以虔诚之心供养佛、法、僧三宝。特别要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竭尽全力供养那些在名山坚持清修而又生活于困境的僧侣,以促进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真禅法师反复强调:“这次法会所受到的启发和教育,直到如今,我仍然铭记在心。以我的体会,一九五二年启建的这一和平法会,其主要目的和中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佛教徒必须坚持的‘爱国爱教’的原则。祝愿祖国昌盛、人民安乐、世界和平,这是‘爱国’;将收入余资供养名山清修僧侣,这是‘爱教’。……”

在《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中,真禅法师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归纳为:“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前辈先贤的思想为指导,真禅法师始终将实践人间佛教作为自己的宏愿。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大展拳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借助广大信众的理解和支持,真禅法师才得以放手施展多年来的宏愿,以上海玉佛寺为中心,提倡和实践人间佛教的思想,造福社会,利益人群。在弘法过程中,真禅法师结合佛教教义,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对信众进行五戒十善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劝善诫恶,提倡团结互助和奉献精神,教育信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可以说,直到真禅法师圆寂前的最后岁月,他都是以实践人间佛教为基本宗旨的,不愧为中国佛教界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楷模之一。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上海佛教的领军人物,真禅法师对于怎样热爱自己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佛教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一)、爱教就是要发扬普贤精神,以无上的愿行去成就佛教振兴的目标。

上海佛教界弘扬普贤精神,有着优良的传统。早在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就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专弘《华严经》,把《普贤行愿品》作为学僧必须修习的课程之一。后来华严大学虽因故迁至杭州海潮寺续办,但弘扬普贤精神却传承不绝。近代华严宗大德应慈法师,先是协助月霞法师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其后又独立地在上海以弘扬《华严》为己任,讲演三译《华严经》全部多遍,因而自号“华严座主”。他在上海讲演八十卷、四十卷、六十卷三译《华严经》时,总是将经中的《普贤行愿品》作为重点,有时还单独开讲《普贤行愿品》。平时也谆谆教导弟子们要努力发扬普贤精神。因而上海的佛弟子中,有许多人经常诵习《普贤行愿品》。作为应慈法师的入室弟子,真禅法师时刻牢记着先师的教导,以弘扬《华严》、发扬普贤精神作为自己的职责。住持玉佛寺和静安寺后,真禅法师几乎每年都要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至二遍。有时还应各地之请,到一些寺院讲演。听过法师讲演《普贤行愿品》的僧俗弟子及善信,已不计其数。为使更多的佛弟子能够诵习《普贤行愿品》,真禅法师还将一九九一年在安徽迎江寺讲演《普贤行愿品》的讲稿,修改补充,整理成文,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印行一万册,分别赠送给前来听经的佛弟子,使普贤精神广为流传。

在真禅法师看来:“我们上海佛教界在发扬普贤精神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正如《普贤行愿品》中所讲的那样,修行普贤十大行愿,应该是无有穷尽的,一直要到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们修行普贤十大行愿才能穷尽。而事实上,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我们修行普贤十大行愿也永无穷尽之日”(《普贤精神与上海佛教》)。为此,他号召广大佛教徒继续不断地弘扬普贤精神,“千秋万代,永不疲厌,永不停歇”。

(二)爱教就是加强佛教文化建设,提高佛教立足社会的生命力。

真禅法师平生潜心佛典,对佛学深有造诣。他十分重视对佛教学术的研究,常常在修持、弘法之余,伏案写作。真禅法师深深感到,数千年的佛教文化遗产,亟待整理,当代出现的一些新的佛学理论,也值得进行研究。在《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中,真禅法师说:“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我们说,隋唐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代,主要是那时候佛典的翻译规模空前,印度的大小乘佛典,基本上都被翻译了过来。同时高僧辈出,独立撰着佛教著作之风盛行。所有他们撰写的佛教著作,在数量上要比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多得多。又如,我们说,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时期,也是指那时的佛学大师和居士们撰著了大量著作”。从历史的经验出发,真禅法师提出:“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不仅仅是开放寺庙,供信徒瞻礼和供游客游览。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此,真禅法师常在繁忙的法务活动和国际交往中,抽出时间撰写佛学著作。从1979年就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和玉佛寺方丈那天起,到1995年圆寂止,在短短的17年中,真禅法师先后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集和《上海玉佛寺丛书》27种。此外,尚出版有《佛法·社会·人生》、《禅宗佛学思想论集》、《真禅禅藻集》和《玉佛禅寺》画册等。主编的著作有《上海玉佛禅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持松法师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关于阐述佛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如《论人间净土》、《佛学·社会·人生》等;也有注释佛教经典方面的著作,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无量寿经浅释》等;既有关于参访、弘法方面的著作,如《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西藏朝圣记》、《云南参访记》等;也有关于国际交往方面的著作,如《澳洲弘法纪行》、《天竺纪行》、《泰国弘法记》、《欧洲七国弘法记》等;既有关于高僧传记方面的著作,如《缅怀禅门尊宿虚云老和尚》、《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在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等;也有诗词方面的著作,如《真禅禅藻集》等。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贯穿着一条爱国爱教的红线,其中尤以《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最为典型。该书共收文章13篇,其中有一篇题为《谈谈佛教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可说是真禅法师著书立说的宗旨。在这篇文章中,真禅法师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得出了佛教一定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结论。

(三)、爱教就是要培育青年僧材,绍隆佛种,续佛慧命。

据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回忆:一九八八年秋,真禅法师率上海佛教代表团访问香港曾赋诗三首赠给觉光长老,其中第二首写道:“弘宣大法要人才,世出世间一理该。今日新苗才径水,他时用作栋梁材”,表达了真禅法师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

真禅法师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可能与他早年先后进入七所佛学院校学习从而获得较深的佛学造诣有关。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一直是真禅法师孜孜以求的宏伟事业。上海佛学院自1983年创办以来,真禅法师就担任院长。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培养一批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并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的青年僧才”,成了上海佛学院的办学宗旨。10多年中,上海佛学院先后培养出了近200名佛教人才,为上海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真禅法师亲自倡导的“两爱(爱国爱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庙管理)”的教育理念,至今仍然指导着佛学院的发展。真禅法师不仅尽一切力量办好上海佛学院,而且还撰文呼吁佛教界积极重视青年僧人的培养。1992年7月,真禅法师撰写了一篇启人心扉的文章,名为《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文中明确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是中国佛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认为:办好佛教院校,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筹措充足的经费,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爱国爱教的佛教事业接班人。真禅法师不仅关心上海佛学院学僧的进步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心其它地区所办的佛学院校、僧伽培训班学僧的进步和成长。曾先后于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开学和结业典礼、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勉励学僧们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真正能对佛教发展有用的专业人才。

(四)爱教就是要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竭尽全力,管理好寺庙。

真禅法师自1979年就任玉佛寺第十任方丈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玉佛寺的建设。他在当时寺院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寺院建筑进行全面修缮。十年动乱期间不得已转移出去的法器、法物、佛经等,他都设法陆续取回。有些流散在外的法器、法物,他也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追回。在短短数年中,不仅整修了全寺的殿宇,所有门窗全部油漆一新,还对寺内地坪全面翻新,铺上方砖。所有大小佛菩萨像,也全都重新装金。同时又在大雄宝殿四周墙壁上、般若丈室大门两侧和东西回廊的墙壁上,分别镶嵌石刻十六罗汉、明华亭董其昌楷书《四十二章经》和行书《释迦如来成道记》、唐宋元明清著名画家工笔细绘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宝像、释迦如来八相成道图等。又请著名书法家、高僧和知名居士题写了许多匾额和楹联,分别悬挂在各殿堂的门楣和抱柱上,使得各殿堂更加庄严美观。这些新增设的佛教艺术景点,增强了寺院的佛教文化气息,因而受到海内外信徒和游客的青睐。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把寺庙管理得更好,真禅法师在玉佛寺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传统的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套制度,通过不断完善,不断改进,至今在玉佛寺仍然行之有效。身处都市的玉佛寺,不仅法务活动频繁,而且平均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海内外游客。如此繁重的法务和接待任务,能够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与有一套健全的寺庙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被作为真禅法师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经典阐释而广为传颂。落实宗教政策以来,真禅法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积极参政议政。真禅法师在阐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章中指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成为现实。但是,要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佛教徒人人都能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佛教界内部,抑或是参加政协会议,或者是接待国际友人,真禅法师都时刻不忘宣传爱国爱教思想。真禅法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真禅法师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支持祖国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爱国的基础上,真禅法师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为佛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而奔走和工作。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无人愿意住持的情况下,真禅法师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中国佛教协会的安排,运用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将一座千年古刹从杂乱无序中恢复过来,重还昔日繁荣兴盛的景象。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的工作中,真禅法师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协会一班人,开辟了当代上海佛教的崭新局面,赢得了四众弟子的广泛称誉和赞扬。

正如法师教导弟子时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宗教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人民整体的利益,如果从狭隘的宗教感情、本位主义出发,离开了爱国,孤立地强调爱教,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行动上就不能很好地符合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甚至被敌人利用,表面是爱教,实际上是害教。所以说,爱国爱教是基础,只有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前提下,人们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见弘法《法乳恩深似海,典范铭记五内》)。这是真禅法师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理解和经验总结,也是指引法师一生思想和言行的一盏明灯。

斯人虽逝,高风朗润。让我们积极继承真禅法师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努力完成老人家未尽的伟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正信正行,严守戒律,遵纪守法。高举人间佛教旗帜,坚持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努力把佛教事业办得更好,使佛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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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禅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管窥
发布日期:2016-05-26 17:19:44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上海玉佛禅寺  觉醒

真禅法师(1916—1995),江苏东台人,自幼出家,受具足戒后,曾先后就读于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师事过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应慈、圆瑛、常惺、震华等著名法师。1945年抗战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苏州狮林寺、镇江竹林寺监院、竹林寺住持并兼任竹林佛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他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并且积极从事寺庙管理及弘法利生工作。文革中,真禅法师坚留寺内,为保护玉佛寺免受毁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79年,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玉佛寺方丈;1983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任上海佛学院院长;1988年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此外,他还兼任过上海静安寺、开封大相国寺住持。真禅法师认真学习并且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推进佛教界实践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年轻时期开始,真禅法师在刻苦修行的同时勤于学习三藏,精研大小乘佛法和中国佛教史,对《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净土三部经”等经典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教理,都有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在上海和到各地参访和传法过程中经常向僧俗弟子、普通民众讲经说法,并且坚持孜孜不倦地写作,主要著作有《玉佛丈室集》10辑及《玉佛寺小丛书》27本。

综贯真禅法师的一生,“爱国爱教”是他矢志不移的思想基础,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贯穿着这根红线。

在《回忆圆瑛大师》一文中,真禅法师指出:“我经常告诫我的弟子辈,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所谓‘爱国’,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要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作贡献。所谓‘爱教’,就是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即爱佛教教义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等。我还经常对一些青年僧人讲,爱国爱教的原则本身是一个辩证的关系,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

在《培养青年僧才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一文中,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所谓‘两爱’,就是‘爱国爱教’。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

围绕“爱国爱教”的主题,真禅法师在社会、慈善、教育、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本文拟通过对真禅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的研究,发掘出大师思想深层最闪光的东西,从而为今人乃至后人,在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教益和启迪。

了解真禅法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爱国人士和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八十年的生命历程,真禅法师有着太多的爱国言行,这里只能略举一二以窥其豹:

(一)、爱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自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上海佛教界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寺院道场、重振僧人队伍的同时,真禅法师就以其卓越的胆识,积极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他多次指出:“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得‘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成为现实。” (《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在谈到佛教徒爱国守法问题时,真禅法师说:“至于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首先应该做到的。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是我们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 (同上)在这里,真禅法师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看成是每一个正信佛教徒的本份,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脱离社会、藐视社会、拒斥社会的人,可想而知,谈何对佛法精神透彻领悟、身体力行呢?在理解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关于加强自身建设问题时,真禅法师指出:“佛教徒‘违法乱纪,刑事犯罪’,当然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赵朴老提出要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即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 (同上)从而把中国佛教协会一再强调的五项建设与能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联系在一起,以警视广大佛教徒勿忘自身建设,自觉遵纪守法。在《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一文中,真禅法师进一步总结认为:“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又有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前提,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而变为现实。但是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我们佛教徒都能响应赵朴老的号召,人人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

(二)、爱国就是要热心慈善,为社会稳定和谐作贡献。

上海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来,上海佛教界在真禅法师与明旸法师率先垂范下,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无论是在扶贫赈灾、希望工程,还是在社会公益、再就业工程等方面,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为社会献上了佛教界一片真诚的爱心。从1984年起,真禅法师就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捐赠财物。1988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年年进行捐赠。1991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70余万元,崭新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在1995年11月中旬庆贺八十寿辰的大会上,真禅法师公开宣布:将来自各地的善信和弟子们赠送的全部寿仪香金二百万元,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江苏东台安丰镇真禅学校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他以大乘菩萨慈悲济世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实践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宗旨。十多年来,真禅法师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700余万元。为此,各有关部门给予真禅法师以极大的荣誉,纷纷赠以锦旗、奖状和捐赠证书。同时先后聘他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还评选他为热情支持普教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会长先后两次写信给真禅法师,对他率领上海市佛教界捐款赈灾的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

真禅法师不仅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而且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号召大家都来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一文中,真禅法师指出:“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盘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一文中又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又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的外缘,”他还提出:“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最后指出:“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众生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2000年12月1日,在真禅法师圆寂五周年之际,玉佛寺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梵乐演唱会,会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们献演了一出名为“真禅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小品,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喊出的“真禅爷爷,您在哪里?”的充满深情的话语,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动容和落泪。这是对真禅法师一贯热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怀残疾儿童的回报,表达了孩子们对真禅法师的深深眷念与热爱。

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在《难忘的记忆,深切的缅怀》一文中回忆说:“为进一步掀起救灾高潮,真禅法师还积极组织书画义卖赈灾活动,并动员说:‘佛教界举办书画义卖,是为了支持灾区人民,希望佛教界广大同仁,发扬佛陀人溺己溺的慈悲精神,踊跃认购字画,以此功德奉献一颗爱心。’为深入发动赈灾,真禅法师还在玉佛寺举办的‘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水陆大法会上动员说:‘我们举办水陆法会,不要忘记还有上千万人深受水灾之苦,我们应发菩提心,救苦救难,急国家之所急,想灾区人民之所想,继续搞好救灾活动’”。从真禅法师的动员中,我们深深感觉到,不多的话语中折射出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情怀。

(三)、爱国就是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祖国的大好形势。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对外交往”。佛教不存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问题,佛教“和平至上”的教义又决定了它不会主动参与到各种国际纷争之中去,因此佛教有着先决的“对外交往”的条件。佛教徒理应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借助“入世”之后对外交往方面的便利,积极主动地实现与世界佛教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当世界和平大使角色,努力完成其它界别人员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佛教教义所大力倡导的基本精神。真禅法师自担任玉佛寺方丈以来,十分重视同国际友人的友好交往。他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一个修持道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他要求玉佛寺的僧众,要努力做好接待工作。在接待中,他坚持“在教言教”的原则,主动向国际友人宣传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玉佛寺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约300余万人次。其中有许多是政府首脑、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真禅法师不仅在玉佛寺亲自接待了大量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同时,他还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十多年来,先后应邀到日本、印度、美国、法国、新加坡等20余国和港澳台地区弘法访问,多次出席国际宗教和平会议,为弘扬佛法,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真禅法师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其中以1994年8月赴欧洲七国弘法参访最引人注目。这次他先后参访了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七国,所经时间之长,所历国家之多,所行路途之远,所起影响之大,均属前所未有。在参访中,真禅法师向西欧七国的佛教信徒和华裔、侨胞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上海经济腾飞、浦东开发的情况,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佛教界香火兴旺、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通过出访也对西欧七国的佛教现状,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有所了解。他还广交朋友,倾听了许多爱国华人、侨胞怀念祖国、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心声。在访问中,真禅法师一行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法师、居士以及各国同乡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真禅法师在访问期间,还为各国的信众讲开示数十次,先后讲演了《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长寿》、《佛法与哲学》等专题。许多信众听后非常高兴,齐声赞叹“因缘殊胜”。此外,欧洲的一些中文报纸,如《星岛日报》和《欧洲时报》等,还对真禅法师到欧洲访问作了及时报道,充分体现出华侨新闻界及广大侨胞对真禅法师的爱戴和仰慕之情。

(四)、爱国就是要倡导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在真禅法师看来,“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在佛教界是影响巨大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人间何处有净土,因此要实现他这种人间佛教的理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论人间净土》) 按照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说法,人间佛教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思想”和“三个传统”。  “一种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三个传统”就是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真禅法师认为:“传统佛教教义中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所以会受到全国佛教徒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这固然是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大力号召,同时也由于这一思想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广大佛教徒和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都把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传统思想,是每个佛教徒必须奉行的基本信条,也是每个佛教徒修行的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是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下,广大佛教徒正满怀豪情,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大乘佛教教义中的利他精神,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

(五)、爱国就是要学习前辈先贤的高贵品德,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而努力。

在《在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一文中,真禅法师回顾了他与圆瑛大师的一段交往经历。1952年10月,圆瑛大师在圆明讲堂主持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的水陆道场和讲经法会。真禅法师应请在圆瑛大师身边承担大量法务工作,并且借此机会认真观摩、学习举办大型法会的方法和知识。在这期间,真禅法师对圆瑛大师终生为之奋斗的爱国爱教的精神和体现在这次法会中的爱国爱教的情怀,有了生动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对他以后的修行和弘法利生的实践影响极大。在回顾这段经历后,真禅法师提出,在新的时代,中国佛教徒应当继承并发扬圆瑛大师倡导的爱国爱教的精神。他说:“这次盛大的法会,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这些启发和教育,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始终是和祖国的昌盛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祖国强盛了,我们的佛教事业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祖国的昌盛。二、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也是和人民的安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的生存和温饱尚且得不到保证,哪有心思来信仰佛教和参加佛事活动呢?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人民的安乐。三、 我们佛教和佛教徒的命运,也是和世界持久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想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人人面临亡国和家破人亡的威胁,全国人民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之中,哪里有可能到佛教寺院去烧香拜佛呢?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祝愿世界永久和平。四、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以虔诚之心供养佛、法、僧三宝。特别要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竭尽全力供养那些在名山坚持清修而又生活于困境的僧侣,以促进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真禅法师反复强调:“这次法会所受到的启发和教育,直到如今,我仍然铭记在心。以我的体会,一九五二年启建的这一和平法会,其主要目的和中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佛教徒必须坚持的‘爱国爱教’的原则。祝愿祖国昌盛、人民安乐、世界和平,这是‘爱国’;将收入余资供养名山清修僧侣,这是‘爱教’。……”

在《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中,真禅法师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归纳为:“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前辈先贤的思想为指导,真禅法师始终将实践人间佛教作为自己的宏愿。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大展拳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借助广大信众的理解和支持,真禅法师才得以放手施展多年来的宏愿,以上海玉佛寺为中心,提倡和实践人间佛教的思想,造福社会,利益人群。在弘法过程中,真禅法师结合佛教教义,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对信众进行五戒十善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劝善诫恶,提倡团结互助和奉献精神,教育信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可以说,直到真禅法师圆寂前的最后岁月,他都是以实践人间佛教为基本宗旨的,不愧为中国佛教界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楷模之一。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上海佛教的领军人物,真禅法师对于怎样热爱自己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佛教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一)、爱教就是要发扬普贤精神,以无上的愿行去成就佛教振兴的目标。

上海佛教界弘扬普贤精神,有着优良的传统。早在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就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专弘《华严经》,把《普贤行愿品》作为学僧必须修习的课程之一。后来华严大学虽因故迁至杭州海潮寺续办,但弘扬普贤精神却传承不绝。近代华严宗大德应慈法师,先是协助月霞法师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其后又独立地在上海以弘扬《华严》为己任,讲演三译《华严经》全部多遍,因而自号“华严座主”。他在上海讲演八十卷、四十卷、六十卷三译《华严经》时,总是将经中的《普贤行愿品》作为重点,有时还单独开讲《普贤行愿品》。平时也谆谆教导弟子们要努力发扬普贤精神。因而上海的佛弟子中,有许多人经常诵习《普贤行愿品》。作为应慈法师的入室弟子,真禅法师时刻牢记着先师的教导,以弘扬《华严》、发扬普贤精神作为自己的职责。住持玉佛寺和静安寺后,真禅法师几乎每年都要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至二遍。有时还应各地之请,到一些寺院讲演。听过法师讲演《普贤行愿品》的僧俗弟子及善信,已不计其数。为使更多的佛弟子能够诵习《普贤行愿品》,真禅法师还将一九九一年在安徽迎江寺讲演《普贤行愿品》的讲稿,修改补充,整理成文,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印行一万册,分别赠送给前来听经的佛弟子,使普贤精神广为流传。

在真禅法师看来:“我们上海佛教界在发扬普贤精神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正如《普贤行愿品》中所讲的那样,修行普贤十大行愿,应该是无有穷尽的,一直要到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们修行普贤十大行愿才能穷尽。而事实上,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我们修行普贤十大行愿也永无穷尽之日”(《普贤精神与上海佛教》)。为此,他号召广大佛教徒继续不断地弘扬普贤精神,“千秋万代,永不疲厌,永不停歇”。

(二)爱教就是加强佛教文化建设,提高佛教立足社会的生命力。

真禅法师平生潜心佛典,对佛学深有造诣。他十分重视对佛教学术的研究,常常在修持、弘法之余,伏案写作。真禅法师深深感到,数千年的佛教文化遗产,亟待整理,当代出现的一些新的佛学理论,也值得进行研究。在《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中,真禅法师说:“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我们说,隋唐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代,主要是那时候佛典的翻译规模空前,印度的大小乘佛典,基本上都被翻译了过来。同时高僧辈出,独立撰着佛教著作之风盛行。所有他们撰写的佛教著作,在数量上要比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多得多。又如,我们说,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时期,也是指那时的佛学大师和居士们撰著了大量著作”。从历史的经验出发,真禅法师提出:“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不仅仅是开放寺庙,供信徒瞻礼和供游客游览。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此,真禅法师常在繁忙的法务活动和国际交往中,抽出时间撰写佛学著作。从1979年就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和玉佛寺方丈那天起,到1995年圆寂止,在短短的17年中,真禅法师先后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集和《上海玉佛寺丛书》27种。此外,尚出版有《佛法·社会·人生》、《禅宗佛学思想论集》、《真禅禅藻集》和《玉佛禅寺》画册等。主编的著作有《上海玉佛禅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持松法师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关于阐述佛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如《论人间净土》、《佛学·社会·人生》等;也有注释佛教经典方面的著作,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无量寿经浅释》等;既有关于参访、弘法方面的著作,如《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西藏朝圣记》、《云南参访记》等;也有关于国际交往方面的著作,如《澳洲弘法纪行》、《天竺纪行》、《泰国弘法记》、《欧洲七国弘法记》等;既有关于高僧传记方面的著作,如《缅怀禅门尊宿虚云老和尚》、《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在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等;也有诗词方面的著作,如《真禅禅藻集》等。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贯穿着一条爱国爱教的红线,其中尤以《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最为典型。该书共收文章13篇,其中有一篇题为《谈谈佛教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可说是真禅法师著书立说的宗旨。在这篇文章中,真禅法师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得出了佛教一定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结论。

(三)、爱教就是要培育青年僧材,绍隆佛种,续佛慧命。

据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回忆:一九八八年秋,真禅法师率上海佛教代表团访问香港曾赋诗三首赠给觉光长老,其中第二首写道:“弘宣大法要人才,世出世间一理该。今日新苗才径水,他时用作栋梁材”,表达了真禅法师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

真禅法师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可能与他早年先后进入七所佛学院校学习从而获得较深的佛学造诣有关。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一直是真禅法师孜孜以求的宏伟事业。上海佛学院自1983年创办以来,真禅法师就担任院长。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培养一批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并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的青年僧才”,成了上海佛学院的办学宗旨。10多年中,上海佛学院先后培养出了近200名佛教人才,为上海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真禅法师亲自倡导的“两爱(爱国爱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庙管理)”的教育理念,至今仍然指导着佛学院的发展。真禅法师不仅尽一切力量办好上海佛学院,而且还撰文呼吁佛教界积极重视青年僧人的培养。1992年7月,真禅法师撰写了一篇启人心扉的文章,名为《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文中明确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是中国佛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认为:办好佛教院校,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筹措充足的经费,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爱国爱教的佛教事业接班人。真禅法师不仅关心上海佛学院学僧的进步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心其它地区所办的佛学院校、僧伽培训班学僧的进步和成长。曾先后于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开学和结业典礼、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勉励学僧们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真正能对佛教发展有用的专业人才。

(四)爱教就是要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竭尽全力,管理好寺庙。

真禅法师自1979年就任玉佛寺第十任方丈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玉佛寺的建设。他在当时寺院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对寺院建筑进行全面修缮。十年动乱期间不得已转移出去的法器、法物、佛经等,他都设法陆续取回。有些流散在外的法器、法物,他也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追回。在短短数年中,不仅整修了全寺的殿宇,所有门窗全部油漆一新,还对寺内地坪全面翻新,铺上方砖。所有大小佛菩萨像,也全都重新装金。同时又在大雄宝殿四周墙壁上、般若丈室大门两侧和东西回廊的墙壁上,分别镶嵌石刻十六罗汉、明华亭董其昌楷书《四十二章经》和行书《释迦如来成道记》、唐宋元明清著名画家工笔细绘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宝像、释迦如来八相成道图等。又请著名书法家、高僧和知名居士题写了许多匾额和楹联,分别悬挂在各殿堂的门楣和抱柱上,使得各殿堂更加庄严美观。这些新增设的佛教艺术景点,增强了寺院的佛教文化气息,因而受到海内外信徒和游客的青睐。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把寺庙管理得更好,真禅法师在玉佛寺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传统的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套制度,通过不断完善,不断改进,至今在玉佛寺仍然行之有效。身处都市的玉佛寺,不仅法务活动频繁,而且平均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海内外游客。如此繁重的法务和接待任务,能够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与有一套健全的寺庙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被作为真禅法师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经典阐释而广为传颂。落实宗教政策以来,真禅法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积极参政议政。真禅法师在阐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章中指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成为现实。但是,要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佛教徒人人都能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佛教界内部,抑或是参加政协会议,或者是接待国际友人,真禅法师都时刻不忘宣传爱国爱教思想。真禅法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真禅法师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支持祖国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爱国的基础上,真禅法师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为佛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而奔走和工作。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无人愿意住持的情况下,真禅法师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中国佛教协会的安排,运用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将一座千年古刹从杂乱无序中恢复过来,重还昔日繁荣兴盛的景象。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的工作中,真禅法师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协会一班人,开辟了当代上海佛教的崭新局面,赢得了四众弟子的广泛称誉和赞扬。

正如法师教导弟子时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宗教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人民整体的利益,如果从狭隘的宗教感情、本位主义出发,离开了爱国,孤立地强调爱教,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行动上就不能很好地符合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甚至被敌人利用,表面是爱教,实际上是害教。所以说,爱国爱教是基础,只有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前提下,人们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见弘法《法乳恩深似海,典范铭记五内》)。这是真禅法师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理解和经验总结,也是指引法师一生思想和言行的一盏明灯。

斯人虽逝,高风朗润。让我们积极继承真禅法师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努力完成老人家未尽的伟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正信正行,严守戒律,遵纪守法。高举人间佛教旗帜,坚持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努力把佛教事业办得更好,使佛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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