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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禅长老对“都市寺院”建设的影响

王大伟

真禅长老是我国近当代难得一见的高僧之一,他在佛法修养,寺院建设,培养僧才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堪称为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界的龙象人物。正如香港佛教僧伽学院觉真法师所评价的那样“真禅长老,一代高僧,瑶天玉露,不羁之才。教演华严,宗在禅门。禅净双修,悲深行苦,志大心慈。奖掖后学,提拔后学,重用后学,关心佛门传灯,心包万法,量容群品。度生无算,为法忘躯。”长老已经舍报十余年了,但随着时间的累积,我们发现,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和他所做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却越来越值得让当代佛门学习和学界研究。

在当前,国内许多大寺院都位于都市之中,甚至是位于都市的中心地带。所以,这几年来,关于“都市佛教”的研究不仅有兴起之势,更有大发展的势头。笔者认为,这是关注当代佛教发展的好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上海玉佛寺是真禅长老最后驻锡的地方,也是长老花了最大心血的寺院,长老在这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更将玉佛寺打造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寺院的翘楚。也因为玉佛寺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就使得这个与其他古刹相比岁月不算久远的寺庙更有鲜明的“都市寺院”的特点。真禅长老顺应时代发展,在玉佛寺的都市寺院建设上功不可没!本文就对真禅长老在玉佛寺“都市寺院”建设上取得的成功而展开的分析,期望可以从真禅长老所做工作的角度对玉佛寺的“都市寺院”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一、真禅长老自身精湛的佛学修养成为吸引信众的软实力

“都市佛教”或“都市寺院”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来引人注目,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当前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这种快节奏生活中很容易产生迷失的幻相,而宗教由于其相对不变和给人以安静的特质,令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宗教的感染而在信仰中寻求情感的寄托,并期望宗教可以帮助自己稳定浮躁的心灵。面对社会的发展,佛教历来讲究契理契机:“所谓契理,就是从根本上说,要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在契理的同时还要契机,所谓契机,就是要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从历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也它持久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当前的都市佛教的发展策略就可以称为一个“契理契机”的方式,根据当前时代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未来佛教发展的阵地可能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可以说:“当代中国都市佛教的活跃是现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上海、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都市佛教日益兴盛,寺庙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笔者认为,未来五至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镇人口将迅速增加,都市佛教将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都市将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社会舞台。”

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环境与佛教发展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佛教若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很有可能失去其原有的优势而逐渐衰落,所以当前都市佛教模式的发展策略是很值得研究的。真禅长老就是看准并抓住了这个趋势,大力加强佛教组织和寺院建设,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笔者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不是光认准了时代规律就可以的,更需要领导者自身的高素质为基础,对于僧团来说,这种高素质正是高僧精湛的佛学修养。真禅长老就是这样的人物,不然也不会适应上海的实际情况——这个“都市佛教”发展最明显的地区。这是因为:“近代都市佛教最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徒以综合素质较高的居士为主,二是信念以实践人间佛教为核心,因此呈现出现代、积极、开放、活跃的气象。文化素质较高、社会阶层广泛、生活状况正常的城市居民成为都市佛教信仰的主体。而信仰结构中的内在因素,往往通过信仰活动等体现出来。居士中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佛教的活动规律和戒律规范,而且大部分人还是市内的佛教寺院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城市信徒绝大多数都有的弘法意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信仰情况下,真禅长老深厚的佛学修养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大师六岁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先后入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学习。从大师学习经历就可以看出,大师的学识一定相当深厚,所以才会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和《真禅禅藻集》等论著流行于世。正如方立天先生所说“总结真禅长老的一生,笔者以为重视学术、重视教育、重视文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和特长之一。他勤于笔耕,于华严、禅、般若和仪轨等诸学,均有佳作留世;他于诗赋歌咏、书法艺术也颇有所长……”这样一位高素质的僧人,也一定可有相当出众的个人魅力,也正是因为有真禅法师这样优秀的个人素质,才能在上海这个人才荟萃的都市中更显出一位宗教领袖的魅力,也就更会博得信众的热爱和拥护。这在长老八十寿诞那一天有最好的展现:“1995年,真禅长老80嵩寿,静安寺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海内外嘉宾,四众弟子、各界人三士,海会云来集,盛况空前。”。

都市寺院需要有一个德风高尚,修为深厚,义理精湛的高僧作为领袖人物,只有拥有这样一个宗教领导,寺院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都市中不仅立足,更可能发扬光大。只有这样的高僧存在,才能与都市中素质较高的信众阶层对话,也会得到高素质信众的信赖,更能激发起他们坚定信仰的信心。笔者认为,真禅长老做为一代高僧在个人魅力方面起到了领袖的作用,他不仅是上海地区佛教界的表率,也是全国佛教界的表率。

二、继承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传统,坚持寺院“自养”和改善寺院管理

自清末的“庙产兴学”风潮兴起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在探索一条“自养”和展示自身于社会有实际作用的途径。在当时佛教界深感迷茫和不安的情况下,由百丈怀海大师创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方针和“百丈清规”的禅门规矩无疑成为解决佛教所面对的危机的最方便手段。所以,寺院“自养”渐渐成为定制。在当代,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寺院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

真禅长老是在“文革”过程中坚持留在玉佛寺的五个僧人之一,他们在寺院中仅以“糊纸盒”度日,同时还要设法保护寺院的基本设施,可以说他们耗尽了心机。在“文革”结束后,真禅长老荣膺玉佛寺方丈和上海佛协主席。此时的真禅长老应该是有志向和能力开始实施他对寺院的改造计划。在“自养”的方针下,如果要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真正搞农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可是寺院要延存,僧人要供养,所以就必须开拓新的途径。对于都市中的寺院,只有选择发展商业才是能持续寺院香火的策略,真禅长老在当时应该看出了这一点,他“就是以商为主,所以上海玉佛寺在寺内设立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这不仅方便了香客和游客,也增加了寺庙的收入。”笔者认为,这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适应国家实际情况而采取的“随机”之策,但这种比较合适政策却在当代依然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质疑,笔者认为,若这些策略成为批评佛教的口实的话,这只能说是他不了解当前中国的宗教形势,如果要当代佛教继续走传统丛林的发展道路,那么佛教一定会走到进一个“死胡同”,那才是更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真禅长老应该有自已的思索。所以,真禅长老也强调这种做法若没有佛的说教在里面做支撑,那么就可能真的成为纯粹的商业活动,而这明显是违反了佛教戒律的。 “真禅法师认为,经商要看目的,如果是为了常住,为了公共事业,为了满足广大佛教徒信仰宗教生活的需要,寺庙不仅可以经商,而且商情还能通达禅要,这在禅宗公案中是可以得到启示的。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佛法赖僧扶,僧要靠自力,不能躺着吃香火,创办实业恰恰是有作为的表现,是值得提倡的‘以庙养庙’行为,大力发展寺院的经济自养事业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的重要表现。”。真禅长老的这些做法,打破了传统的佛教生存方式,可以说这是开中国大陆佛教自养之先河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若不采取这样的方法,我们今天可能已经看不到各项事业都取得很大成就的玉佛寺了,而真禅长老在玉佛寺的改革经验也是全国寺院学习的样本。在今天的寺院中,几乎都有类似的“自养”方式,这从根本上就讲,就是佛教为适应社会而不得不采取的改革。真禅长老采取的措施,虽然在当代依然有许多反对的声音,甚至说是对信众的“剥削”,但笔者认为,佛法从来不讲一成不变,而是主张“随机应物”。自古至今,历代佛教无不在变革中取得发展,相反,我们反视那些因循守旧的宗教,恰恰是因为不懂得创新和变革才会退出信仰的领域。近代僧人中最有开创精神的太虚大师更是主张变革:“在太虚看来,与时俱进的变化,是弘扬佛教必须遵守的原则。佛法固然是‘常理’,平等无二,本来常住,无有变异,真实不虚。而‘世间法则迁流无常;因乎时分而生种种差别,众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种种之殊异: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老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太虚大师的观点也是真禅长老思想的源泉之一。真禅长老曾依震华法师受学,深得震华法师的喜爱,是震华法师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而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也非常密切,他受太虚改革理论的影响,在上海玉佛寺试行他的改革措施,虽然法师英年早逝,但他的改革思想对玉佛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都促使真禅长老形成了在改革中完善佛教制度的观念,也是他改革思想的重要渊源。

他的自养的改革措施也得到弟子的肯定,觉醒法师在介绍玉佛寺的自养方法时总结了该寺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这也是他对真禅长老开创的路线的肯定:“玉佛寺经济自养工作的实践表明,佛教经济自养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只要尊重和顺从这种特殊性,同时又讲究商业自身的规律科学,那么这种宗教上的特殊性又往往产生商业上特色性的效果,既满足了宗教信徒的需要,又促进了寺院木身的经济积累,成为一桩皆大欢喜的事业。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玉佛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发扬“农禅并重”、“以庙养庙”的优良传统,根据自身的基础和优势,目标明确、管理严格,积极发展、壮大了寺院的自养经济体系,从而为道场的兴隆、僧众的修持及僧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为弘法利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只有寺院的经济条件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僧众之所以会有信众供养,寺院之所以成为人们游冶的场所,最重要的还是僧侣那种威仪会使人感到所供不虚的感触,而景景有条、富于管理的寺院也成为人们醉心于伽蓝的重要原因。“当年程颐到一寺院参观,他看到和尚们在吃饭时那种‘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二程全书》卷三十七)……”僧人的戒律仪式已经为大儒赞叹,这足以说明,僧众的规矩成为人们参照的对象和衡量道德的标准,所以无论是古是今,对僧人和寺院的管理一直是关涉到寺院乃至佛门形象的大事。在这一方面,真禅法师是下了大工夫的,正如他的弟子觉醒法师所述:“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把寺庙管理得更好,真禅长老在玉佛寺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传统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套制度,通过不断完善,至今在玉佛寺仍然行之有效。我们玉佛寺,不仅法务活动频繁,而且平均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海内外游客。如此繁重的接待任务能够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与有一套健全的寺庙管理制度分不开。” “玉佛寺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传统的丛林制度和现代的有机结合,随着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正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师在谈到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时曾经说到:‘寺庙的管理,有一套传统的丛林制度,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但是,时代在进步,现代化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必须吸收。所以,我们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传统丛林制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办法。’”。真禅长老对玉佛寺的成功管理,也给当代的其他寺院管理提供了经验,当前是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寺院已经成为人们游冶的最重要去处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寺院所独具的信仰功能,还在于寺院往往有更多的古迹和文物可供欣赏,而且可以体会不同的生活环境,涤除心中的嘈杂。这种环境的创造无不与寺院的优良管理相辅相成,所以,真禅长老在玉佛寺施行的管理措施不仅使玉佛寺得到了大众的肯定,同时也是其他寺院学习的模板,并且到今天依然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正是在真禅长老开创性工作的作用下,才会有玉佛寺今天的成绩,也正是在真禅长老的努力下,才有玉佛寺今天这样坚实的弘法基础。

三、积极培养僧才是寺院持续发展的保证

真禅长老一生几次入佛学院学习,也许就是这种不懈的学习经历,使得他深知僧人的素质对弘法利生的重要意义,他了解高素质的僧才是传法保障的道理。所以他大力加强佛教教育工作,正如他的弟子觉醒法师所评价的那样:“真禅长老十分重视培育佛教人才。这可能与他早年先后进入七所佛学院校学习,从而在佛学上有较深的造诣有关。为此,他把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看成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头等重要大事。……” 在“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了上海佛协的主席和玉佛寺的住持,完全有能力推行他的僧才培养政策,所以长老率先在全国办起了上海佛学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认识到,玉佛寺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寺院,而且是一个年代并不久远的都市寺院,这个寺院没有深厚的历史作为资本来吸引信众。在这种情况下同,若不是有佛法精湛的佛门弟子主持和管理,那它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失去信众和发展活力。他的想法也是在经历过以太虚为首的一代高僧们在改革佛教的过程中的共同经验,笔者认为,真禅长老一方面学习了前辈高僧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也把握住了都市寺院发展的规律,毕竟,玉佛寺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这个最繁华的都市中。所以,培养优秀的僧众是都市寺院在城市中立足和发展的必须。真禅长老是亲身经历过这样客观现实的大德,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他对合格僧才标准的要求,他下大力气培养僧众,也在各种场合强调办佛学院的重要意义。真禅长老称:“大力培养青年僧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 他对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僧众才能适应社会也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他的基本要求就是“二爱”“三懂”,既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

有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还必须要有弘法利生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做到“三懂”,即:

一、 懂佛教教理和教史

“教理”,即佛教的理论,包括各宗派的理论,“教史”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种佛教史,其中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南传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史等。

二、 懂法务活动

“法务活动”,包括启建各种法会、唱诵仪规等。现有一些佛学院校,对此不够重视,以致有一些从佛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会唱念,不会做佛事。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将“佛教唱诵教程”列为汉语系佛学院校的必修课。这是一项明智而又正确的决定。

三、 懂寺庙管理

“寺庙管理”,即将传统的四大寮口制度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套科学管理寺庙的制度和方法。”

真禅长老针对当代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的采取了契机的佛教教育方式,这正是长老的高明所在。笔者认为,在长老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坎坷,也亲眼看到了前辈们在改革佛教与弘法大业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正是有这些常人所没有经历的事情和无法拥有的经验与知识,才使这位大德在得到新的机遇后,可以马上重整旗鼓,以传法弘法为己任,高瞻远瞩,有目的、有针对的培养了一批僧才。这也是玉佛寺能够成为上海这个充斥各种欲望的大都市里的一大丛林,并成为当代都市寺院榜样的的重要原因。

四、文化建设是保证寺院品质的根本,这对于当代的都市寺院更是如此

正如邓子美先生所阐释的那样:“都市文化是商业的和功利的,也是物质的世俗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都市佛教去矫正。市民突出的倾向就是功利化,迷于物欲,反被物所缚。现代人还往往杂有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物应为人所用,科技以人为本,要避免这种庸俗化功利化,避免新的迷信就要强化都市佛教的人文性,以价值理性支配工具理性,使人们从迷妄中解脱出来。逐利的本能众生皆具,而唯人才有超越性追求和理性。‘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都市佛教作为最具有此自觉意识的宗教,其适应市民需求的实质是引导市民从偏重于功利迈向精神的超越境界。”,诚然,现代的都市人已经很大程度上完成了物质上的转化,现代人更讲究物质的追求,古人那种寻觅山野清修或隐居的时代离现代人已经太遥远了。在当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在功能上的确已经在悄悄的转型,可以说,对于都市中的众生,宗教更多的成为人们心理的一种慰藉和期望得到心灵宁静的工具,所以,当人们失落时,不满时,挫折时往往都会寻找宗教给予安慰。

面对当代人对宗教的怀疑和高素质人群的大量出现,当前的佛教再也不能以经忏等方式来吸引信众,更多的还是要在情感上和文化上争取信众。这就涉及到了寺院的文化建设。真禅长老非常重视寺院的文化建设,这首先表现在他自身精湛的佛学修养上,从他的著作主要有《玉佛丈室集》十卷、十五种《上海玉佛寺丛书》、《真禅禅藻集》等就可见一斑,他的笔耕不辍对于玉佛寺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启动和促进做用,真禅长老已经成为僧人著述的典范。“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佛教界一直在佛教文化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与真禅法师的远见睿识是分不开的。真禅法师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佛教文化仍然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更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他特别指出,‘佛教界发扬了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上海佛教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文化事业飞速发展,玉佛寺的文化事为更是在上海地区独占鳌头。这一时期,上海佛教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成就的取得,无不是与长老的提倡息息相关。现在,玉佛寺的文化建设又有了更大的进步,玉佛寺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恢复了《觉群》杂志的发行,出版《觉群学术论文集》和《觉群丛书》,重新开放“弘一图书馆”,开办研讨会等等。笔者认为,当前玉佛寺在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也是在继续走真禅长老开创的道路。当今的玉佛寺在提升寺院文化建设上所做的不懈努力应当比真禅长老时期有了更大的进步,而眼光也更开放。

真禅长老对玉佛寺的寺院文化不仅仅表现在书籍的出版,也表现在他对“慈悲”事业的大力开展上。

慈善事业是体现一个组织真善美等方面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也是对一个组织公共事业心,回报社会心的最好体现。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广做“慈悲”事业不仅是种福田,利修行的好事,也是适应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表现,它一方面体现了佛陀教育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是佛门弟子人道主义情怀和高尚情操的外现。真禅长老这样的佛门大德自然极其重视佛门的“慈悲”事业,笔直认为,一位真正的佛门高僧一定非常理解“慈悲”两个字在佛教中的意义,可以说,无论佛教的经典、戒律、仪轨都体现了“慈悲”的精神,“慈悲”也是佛教伦理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若是没有“慈悲”“利化”的伟大精神,佛教也不可能有这样广大的信众,而都市寺院文化的建设也应当大力加强“慈悲”精神的培植。真禅长老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范例。

根据觉醒法师《回忆我的恩师真禅法师》一文中所述,真禅长老“……1988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年年进行捐赠。1992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长老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人职工捐赠70余万元、崭新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十多年来,真禅长老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700余万元……”真禅长老与玉佛寺的慈善活动,不仅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更是提升寺院形象、回报社会和建设寺院的“慈悲”文化的最好方式。这也成为玉佛寺寺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以“慈悲”精神为主题的慈善活动,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适应当代价值观的要求。也只有这样,都市寺院才可能被更多的信众接受和得到好评,笔者认为,真禅长老的做法不仅正确,更有非常大的推广价值,在当前,尤其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佛教界积极捐款,抗震救灾,这无不是真禅长老当年义举的推广,而这些优秀事迹也是可以被写到寺院文化史上的光辉一笔。

五。总 结

黄夏年先生认为“都市佛教的特点还在于它贴近社会,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民众,从而在社会上中产生更大的影响,直接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这符合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但另一方面,生活于都市中的佛教僧团,比较容易受到社会风气熏染而产生世俗化倾向,过度受社会物质欲望的影响便会不利于僧众的自身修行。……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寺院,如何保持佛教的独特价值,使之不被商业化的花花世界所污染或湮没,同是进又改革自己不适合的东西,与时俱进,这成为佛教存在发展并推行人间佛教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大城市人口集中,辐射面广,影响力大,而现代网络和资讯的发达,更为都市寺院的发挥作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黄先生基本上已经全面总结了当代都市寺院的特点和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真禅长老都给予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他采取了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思路,使玉佛寺的规模和僧团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光在这一点上真禅长老的所做所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而他对于都市寺院发展的探索更为当代佛教发展和寺院建设有着非常卓越的开创性贡献,乃至今日,依然是各地寺院学习的榜样。

在当代,都市寺院日渐成为寺院发展的主流,真禅长老依托上海玉佛寺这个大都会里的寺院,摸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时代潮流的都市寺院的发展模式,当然,这种模式需要后人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总结和补充,但真禅长老的开创性工作还是非常值得当代人肯定的。

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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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禅长老对“都市寺院”建设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6-05-26 17:22:38   来源: 上海玉佛禅寺    

王大伟

真禅长老是我国近当代难得一见的高僧之一,他在佛法修养,寺院建设,培养僧才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堪称为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界的龙象人物。正如香港佛教僧伽学院觉真法师所评价的那样“真禅长老,一代高僧,瑶天玉露,不羁之才。教演华严,宗在禅门。禅净双修,悲深行苦,志大心慈。奖掖后学,提拔后学,重用后学,关心佛门传灯,心包万法,量容群品。度生无算,为法忘躯。”长老已经舍报十余年了,但随着时间的累积,我们发现,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和他所做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却越来越值得让当代佛门学习和学界研究。

在当前,国内许多大寺院都位于都市之中,甚至是位于都市的中心地带。所以,这几年来,关于“都市佛教”的研究不仅有兴起之势,更有大发展的势头。笔者认为,这是关注当代佛教发展的好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上海玉佛寺是真禅长老最后驻锡的地方,也是长老花了最大心血的寺院,长老在这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更将玉佛寺打造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寺院的翘楚。也因为玉佛寺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就使得这个与其他古刹相比岁月不算久远的寺庙更有鲜明的“都市寺院”的特点。真禅长老顺应时代发展,在玉佛寺的都市寺院建设上功不可没!本文就对真禅长老在玉佛寺“都市寺院”建设上取得的成功而展开的分析,期望可以从真禅长老所做工作的角度对玉佛寺的“都市寺院”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一、真禅长老自身精湛的佛学修养成为吸引信众的软实力

“都市佛教”或“都市寺院”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来引人注目,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当前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这种快节奏生活中很容易产生迷失的幻相,而宗教由于其相对不变和给人以安静的特质,令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宗教的感染而在信仰中寻求情感的寄托,并期望宗教可以帮助自己稳定浮躁的心灵。面对社会的发展,佛教历来讲究契理契机:“所谓契理,就是从根本上说,要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在契理的同时还要契机,所谓契机,就是要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从历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也它持久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当前的都市佛教的发展策略就可以称为一个“契理契机”的方式,根据当前时代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未来佛教发展的阵地可能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可以说:“当代中国都市佛教的活跃是现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上海、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都市佛教日益兴盛,寺庙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笔者认为,未来五至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镇人口将迅速增加,都市佛教将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都市将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社会舞台。”

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环境与佛教发展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佛教若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很有可能失去其原有的优势而逐渐衰落,所以当前都市佛教模式的发展策略是很值得研究的。真禅长老就是看准并抓住了这个趋势,大力加强佛教组织和寺院建设,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笔者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不是光认准了时代规律就可以的,更需要领导者自身的高素质为基础,对于僧团来说,这种高素质正是高僧精湛的佛学修养。真禅长老就是这样的人物,不然也不会适应上海的实际情况——这个“都市佛教”发展最明显的地区。这是因为:“近代都市佛教最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徒以综合素质较高的居士为主,二是信念以实践人间佛教为核心,因此呈现出现代、积极、开放、活跃的气象。文化素质较高、社会阶层广泛、生活状况正常的城市居民成为都市佛教信仰的主体。而信仰结构中的内在因素,往往通过信仰活动等体现出来。居士中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佛教的活动规律和戒律规范,而且大部分人还是市内的佛教寺院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城市信徒绝大多数都有的弘法意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信仰情况下,真禅长老深厚的佛学修养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大师六岁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先后入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学习。从大师学习经历就可以看出,大师的学识一定相当深厚,所以才会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和《真禅禅藻集》等论著流行于世。正如方立天先生所说“总结真禅长老的一生,笔者以为重视学术、重视教育、重视文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和特长之一。他勤于笔耕,于华严、禅、般若和仪轨等诸学,均有佳作留世;他于诗赋歌咏、书法艺术也颇有所长……”这样一位高素质的僧人,也一定可有相当出众的个人魅力,也正是因为有真禅法师这样优秀的个人素质,才能在上海这个人才荟萃的都市中更显出一位宗教领袖的魅力,也就更会博得信众的热爱和拥护。这在长老八十寿诞那一天有最好的展现:“1995年,真禅长老80嵩寿,静安寺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海内外嘉宾,四众弟子、各界人三士,海会云来集,盛况空前。”。

都市寺院需要有一个德风高尚,修为深厚,义理精湛的高僧作为领袖人物,只有拥有这样一个宗教领导,寺院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都市中不仅立足,更可能发扬光大。只有这样的高僧存在,才能与都市中素质较高的信众阶层对话,也会得到高素质信众的信赖,更能激发起他们坚定信仰的信心。笔者认为,真禅长老做为一代高僧在个人魅力方面起到了领袖的作用,他不仅是上海地区佛教界的表率,也是全国佛教界的表率。

二、继承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传统,坚持寺院“自养”和改善寺院管理

自清末的“庙产兴学”风潮兴起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在探索一条“自养”和展示自身于社会有实际作用的途径。在当时佛教界深感迷茫和不安的情况下,由百丈怀海大师创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方针和“百丈清规”的禅门规矩无疑成为解决佛教所面对的危机的最方便手段。所以,寺院“自养”渐渐成为定制。在当代,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寺院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

真禅长老是在“文革”过程中坚持留在玉佛寺的五个僧人之一,他们在寺院中仅以“糊纸盒”度日,同时还要设法保护寺院的基本设施,可以说他们耗尽了心机。在“文革”结束后,真禅长老荣膺玉佛寺方丈和上海佛协主席。此时的真禅长老应该是有志向和能力开始实施他对寺院的改造计划。在“自养”的方针下,如果要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真正搞农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可是寺院要延存,僧人要供养,所以就必须开拓新的途径。对于都市中的寺院,只有选择发展商业才是能持续寺院香火的策略,真禅长老在当时应该看出了这一点,他“就是以商为主,所以上海玉佛寺在寺内设立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这不仅方便了香客和游客,也增加了寺庙的收入。”笔者认为,这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适应国家实际情况而采取的“随机”之策,但这种比较合适政策却在当代依然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质疑,笔者认为,若这些策略成为批评佛教的口实的话,这只能说是他不了解当前中国的宗教形势,如果要当代佛教继续走传统丛林的发展道路,那么佛教一定会走到进一个“死胡同”,那才是更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真禅长老应该有自已的思索。所以,真禅长老也强调这种做法若没有佛的说教在里面做支撑,那么就可能真的成为纯粹的商业活动,而这明显是违反了佛教戒律的。 “真禅法师认为,经商要看目的,如果是为了常住,为了公共事业,为了满足广大佛教徒信仰宗教生活的需要,寺庙不仅可以经商,而且商情还能通达禅要,这在禅宗公案中是可以得到启示的。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佛法赖僧扶,僧要靠自力,不能躺着吃香火,创办实业恰恰是有作为的表现,是值得提倡的‘以庙养庙’行为,大力发展寺院的经济自养事业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的重要表现。”。真禅长老的这些做法,打破了传统的佛教生存方式,可以说这是开中国大陆佛教自养之先河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若不采取这样的方法,我们今天可能已经看不到各项事业都取得很大成就的玉佛寺了,而真禅长老在玉佛寺的改革经验也是全国寺院学习的样本。在今天的寺院中,几乎都有类似的“自养”方式,这从根本上就讲,就是佛教为适应社会而不得不采取的改革。真禅长老采取的措施,虽然在当代依然有许多反对的声音,甚至说是对信众的“剥削”,但笔者认为,佛法从来不讲一成不变,而是主张“随机应物”。自古至今,历代佛教无不在变革中取得发展,相反,我们反视那些因循守旧的宗教,恰恰是因为不懂得创新和变革才会退出信仰的领域。近代僧人中最有开创精神的太虚大师更是主张变革:“在太虚看来,与时俱进的变化,是弘扬佛教必须遵守的原则。佛法固然是‘常理’,平等无二,本来常住,无有变异,真实不虚。而‘世间法则迁流无常;因乎时分而生种种差别,众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种种之殊异: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老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太虚大师的观点也是真禅长老思想的源泉之一。真禅长老曾依震华法师受学,深得震华法师的喜爱,是震华法师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而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也非常密切,他受太虚改革理论的影响,在上海玉佛寺试行他的改革措施,虽然法师英年早逝,但他的改革思想对玉佛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都促使真禅长老形成了在改革中完善佛教制度的观念,也是他改革思想的重要渊源。

他的自养的改革措施也得到弟子的肯定,觉醒法师在介绍玉佛寺的自养方法时总结了该寺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这也是他对真禅长老开创的路线的肯定:“玉佛寺经济自养工作的实践表明,佛教经济自养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只要尊重和顺从这种特殊性,同时又讲究商业自身的规律科学,那么这种宗教上的特殊性又往往产生商业上特色性的效果,既满足了宗教信徒的需要,又促进了寺院木身的经济积累,成为一桩皆大欢喜的事业。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玉佛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发扬“农禅并重”、“以庙养庙”的优良传统,根据自身的基础和优势,目标明确、管理严格,积极发展、壮大了寺院的自养经济体系,从而为道场的兴隆、僧众的修持及僧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为弘法利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只有寺院的经济条件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僧众之所以会有信众供养,寺院之所以成为人们游冶的场所,最重要的还是僧侣那种威仪会使人感到所供不虚的感触,而景景有条、富于管理的寺院也成为人们醉心于伽蓝的重要原因。“当年程颐到一寺院参观,他看到和尚们在吃饭时那种‘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二程全书》卷三十七)……”僧人的戒律仪式已经为大儒赞叹,这足以说明,僧众的规矩成为人们参照的对象和衡量道德的标准,所以无论是古是今,对僧人和寺院的管理一直是关涉到寺院乃至佛门形象的大事。在这一方面,真禅法师是下了大工夫的,正如他的弟子觉醒法师所述:“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把寺庙管理得更好,真禅长老在玉佛寺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传统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套制度,通过不断完善,至今在玉佛寺仍然行之有效。我们玉佛寺,不仅法务活动频繁,而且平均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海内外游客。如此繁重的接待任务能够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与有一套健全的寺庙管理制度分不开。” “玉佛寺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传统的丛林制度和现代的有机结合,随着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正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师在谈到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时曾经说到:‘寺庙的管理,有一套传统的丛林制度,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但是,时代在进步,现代化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必须吸收。所以,我们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传统丛林制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办法。’”。真禅长老对玉佛寺的成功管理,也给当代的其他寺院管理提供了经验,当前是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寺院已经成为人们游冶的最重要去处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寺院所独具的信仰功能,还在于寺院往往有更多的古迹和文物可供欣赏,而且可以体会不同的生活环境,涤除心中的嘈杂。这种环境的创造无不与寺院的优良管理相辅相成,所以,真禅长老在玉佛寺施行的管理措施不仅使玉佛寺得到了大众的肯定,同时也是其他寺院学习的模板,并且到今天依然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正是在真禅长老开创性工作的作用下,才会有玉佛寺今天的成绩,也正是在真禅长老的努力下,才有玉佛寺今天这样坚实的弘法基础。

三、积极培养僧才是寺院持续发展的保证

真禅长老一生几次入佛学院学习,也许就是这种不懈的学习经历,使得他深知僧人的素质对弘法利生的重要意义,他了解高素质的僧才是传法保障的道理。所以他大力加强佛教教育工作,正如他的弟子觉醒法师所评价的那样:“真禅长老十分重视培育佛教人才。这可能与他早年先后进入七所佛学院校学习,从而在佛学上有较深的造诣有关。为此,他把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看成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头等重要大事。……” 在“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了上海佛协的主席和玉佛寺的住持,完全有能力推行他的僧才培养政策,所以长老率先在全国办起了上海佛学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认识到,玉佛寺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寺院,而且是一个年代并不久远的都市寺院,这个寺院没有深厚的历史作为资本来吸引信众。在这种情况下同,若不是有佛法精湛的佛门弟子主持和管理,那它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失去信众和发展活力。他的想法也是在经历过以太虚为首的一代高僧们在改革佛教的过程中的共同经验,笔者认为,真禅长老一方面学习了前辈高僧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也把握住了都市寺院发展的规律,毕竟,玉佛寺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这个最繁华的都市中。所以,培养优秀的僧众是都市寺院在城市中立足和发展的必须。真禅长老是亲身经历过这样客观现实的大德,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他对合格僧才标准的要求,他下大力气培养僧众,也在各种场合强调办佛学院的重要意义。真禅长老称:“大力培养青年僧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 他对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僧众才能适应社会也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他的基本要求就是“二爱”“三懂”,既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

有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还必须要有弘法利生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做到“三懂”,即:

一、 懂佛教教理和教史

“教理”,即佛教的理论,包括各宗派的理论,“教史”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种佛教史,其中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南传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史等。

二、 懂法务活动

“法务活动”,包括启建各种法会、唱诵仪规等。现有一些佛学院校,对此不够重视,以致有一些从佛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会唱念,不会做佛事。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将“佛教唱诵教程”列为汉语系佛学院校的必修课。这是一项明智而又正确的决定。

三、 懂寺庙管理

“寺庙管理”,即将传统的四大寮口制度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套科学管理寺庙的制度和方法。”

真禅长老针对当代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的采取了契机的佛教教育方式,这正是长老的高明所在。笔者认为,在长老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坎坷,也亲眼看到了前辈们在改革佛教与弘法大业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正是有这些常人所没有经历的事情和无法拥有的经验与知识,才使这位大德在得到新的机遇后,可以马上重整旗鼓,以传法弘法为己任,高瞻远瞩,有目的、有针对的培养了一批僧才。这也是玉佛寺能够成为上海这个充斥各种欲望的大都市里的一大丛林,并成为当代都市寺院榜样的的重要原因。

四、文化建设是保证寺院品质的根本,这对于当代的都市寺院更是如此

正如邓子美先生所阐释的那样:“都市文化是商业的和功利的,也是物质的世俗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都市佛教去矫正。市民突出的倾向就是功利化,迷于物欲,反被物所缚。现代人还往往杂有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物应为人所用,科技以人为本,要避免这种庸俗化功利化,避免新的迷信就要强化都市佛教的人文性,以价值理性支配工具理性,使人们从迷妄中解脱出来。逐利的本能众生皆具,而唯人才有超越性追求和理性。‘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都市佛教作为最具有此自觉意识的宗教,其适应市民需求的实质是引导市民从偏重于功利迈向精神的超越境界。”,诚然,现代的都市人已经很大程度上完成了物质上的转化,现代人更讲究物质的追求,古人那种寻觅山野清修或隐居的时代离现代人已经太遥远了。在当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在功能上的确已经在悄悄的转型,可以说,对于都市中的众生,宗教更多的成为人们心理的一种慰藉和期望得到心灵宁静的工具,所以,当人们失落时,不满时,挫折时往往都会寻找宗教给予安慰。

面对当代人对宗教的怀疑和高素质人群的大量出现,当前的佛教再也不能以经忏等方式来吸引信众,更多的还是要在情感上和文化上争取信众。这就涉及到了寺院的文化建设。真禅长老非常重视寺院的文化建设,这首先表现在他自身精湛的佛学修养上,从他的著作主要有《玉佛丈室集》十卷、十五种《上海玉佛寺丛书》、《真禅禅藻集》等就可见一斑,他的笔耕不辍对于玉佛寺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启动和促进做用,真禅长老已经成为僧人著述的典范。“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佛教界一直在佛教文化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与真禅法师的远见睿识是分不开的。真禅法师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佛教文化仍然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更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他特别指出,‘佛教界发扬了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上海佛教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文化事业飞速发展,玉佛寺的文化事为更是在上海地区独占鳌头。这一时期,上海佛教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成就的取得,无不是与长老的提倡息息相关。现在,玉佛寺的文化建设又有了更大的进步,玉佛寺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恢复了《觉群》杂志的发行,出版《觉群学术论文集》和《觉群丛书》,重新开放“弘一图书馆”,开办研讨会等等。笔者认为,当前玉佛寺在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也是在继续走真禅长老开创的道路。当今的玉佛寺在提升寺院文化建设上所做的不懈努力应当比真禅长老时期有了更大的进步,而眼光也更开放。

真禅长老对玉佛寺的寺院文化不仅仅表现在书籍的出版,也表现在他对“慈悲”事业的大力开展上。

慈善事业是体现一个组织真善美等方面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也是对一个组织公共事业心,回报社会心的最好体现。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广做“慈悲”事业不仅是种福田,利修行的好事,也是适应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表现,它一方面体现了佛陀教育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是佛门弟子人道主义情怀和高尚情操的外现。真禅长老这样的佛门大德自然极其重视佛门的“慈悲”事业,笔直认为,一位真正的佛门高僧一定非常理解“慈悲”两个字在佛教中的意义,可以说,无论佛教的经典、戒律、仪轨都体现了“慈悲”的精神,“慈悲”也是佛教伦理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若是没有“慈悲”“利化”的伟大精神,佛教也不可能有这样广大的信众,而都市寺院文化的建设也应当大力加强“慈悲”精神的培植。真禅长老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范例。

根据觉醒法师《回忆我的恩师真禅法师》一文中所述,真禅长老“……1988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年年进行捐赠。1992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长老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人职工捐赠70余万元、崭新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十多年来,真禅长老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700余万元……”真禅长老与玉佛寺的慈善活动,不仅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更是提升寺院形象、回报社会和建设寺院的“慈悲”文化的最好方式。这也成为玉佛寺寺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以“慈悲”精神为主题的慈善活动,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适应当代价值观的要求。也只有这样,都市寺院才可能被更多的信众接受和得到好评,笔者认为,真禅长老的做法不仅正确,更有非常大的推广价值,在当前,尤其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佛教界积极捐款,抗震救灾,这无不是真禅长老当年义举的推广,而这些优秀事迹也是可以被写到寺院文化史上的光辉一笔。

五。总 结

黄夏年先生认为“都市佛教的特点还在于它贴近社会,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民众,从而在社会上中产生更大的影响,直接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这符合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但另一方面,生活于都市中的佛教僧团,比较容易受到社会风气熏染而产生世俗化倾向,过度受社会物质欲望的影响便会不利于僧众的自身修行。……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寺院,如何保持佛教的独特价值,使之不被商业化的花花世界所污染或湮没,同是进又改革自己不适合的东西,与时俱进,这成为佛教存在发展并推行人间佛教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大城市人口集中,辐射面广,影响力大,而现代网络和资讯的发达,更为都市寺院的发挥作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黄先生基本上已经全面总结了当代都市寺院的特点和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真禅长老都给予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他采取了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思路,使玉佛寺的规模和僧团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光在这一点上真禅长老的所做所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而他对于都市寺院发展的探索更为当代佛教发展和寺院建设有着非常卓越的开创性贡献,乃至今日,依然是各地寺院学习的榜样。

在当代,都市寺院日渐成为寺院发展的主流,真禅长老依托上海玉佛寺这个大都会里的寺院,摸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时代潮流的都市寺院的发展模式,当然,这种模式需要后人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总结和补充,但真禅长老的开创性工作还是非常值得当代人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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